他生于山河飘摇的动荡岁月，却高举实学强国之旗帜，开中国地质教育之先河；他长于近代科学的荒蛮时代，却秉承严谨治学之精神，道中国地质理论之先声。

撰文/记者  王雪莹    图文编辑/陈永杰

“藏山事业书千卷，望古情怀酒一卮”，他是中国地质事业的开创者，更是中国近代地质学奠基人，他就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地质科学史专家——章鸿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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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志报国，弃“农”从“地”

1877年的春天，浙江湖州的章蔼士迎来了自己的第三个孩子，欢喜之余，望子成龙的他为儿子取名为“鸿钊”，希望儿子以后能心怀鸿鹄之志，成为一代国之栋梁。

幼时的章鸿钊非常聪明，5岁就开始跟着父亲学习“四书”“五经”，12岁就能诵读大量的诗文古籍，这些都在潜移默化中为他奠定了坚实的国学基础。等到了17岁，章鸿钊渐渐对算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不断的钻研中，四年后竟自己辑成了一册《初步综合算草》。在他看来，数学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值得人们用更加科学的态度去理解和学习。

▲章鸿钊与家人合影（前排左一为章鸿钊）

1904年，章鸿钊获得了公派留学的机会，踏上了赴日留学的旅程。起初，章鸿钊希望在大学选习农科专业，然而考虑到名额受限，他在几经考量后，最后抱着“宜专攻实学以备他日之用”的宗旨，决心改习地质学。

在章鸿钊看来，泱泱中华，地大物博，专门从事地质科考的国人却寥寥无几，“夫以国人之众，竟无一人焉得详神州一块土之地质，任外人深入吾腹地而不知之也，已可耻矣！”一想到此，年轻的章鸿钊不禁满腔悲愤，却也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决定“不虑其后，不顾其先，第执意以赴之”。就这样，怀揣满腔热血，章鸿钊踏上了艰苦卓绝的地质研究之路，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惟愿身任前驱与提倡之责”的报国诺言。

在东京帝国大学理学大学时，章鸿钊师从日本地质学界创始人小滕文次郎。在学习中，他勤奋不怠，发奋努力，成绩一直十分优异。除了书本知识，为了能有机会“多走、多看、多见、多学”，章鸿钊也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参与野外考察的机会，短短几年间，他的足迹走遍了日本，而这些宝贵的野外经历不仅有助于他开阔视野，而且大大增长了他的经验与见闻。

在写论文期间，为了获得准确的一手数据，章鸿钊利用宝贵的探亲回国假期，耗时数月，遍访浙江的名山大川，从钱塘江下游的西北开始，一直到东天目山、西天目山，最终完成了《浙江杭属一带地质》。多年后，这篇论文被后世誉为“中国地质学家自己调查中国的区域地质并写出的科学论文之代表”。

1911年，章鸿钊顺利地从学校毕业，成为我国选学地质学并获理学士学位的第一人。站在即将启程的轮船上，章鸿钊的内心百感交集，耳边再次响起了老师小滕文次郎的叮嘱，“君知此行所负之责任乎？今世界各国地质已大明，惟君之过则犹若不开辟之天地然，而今开辟之责具在君乎！”就这样，心怀一颗矢志报国的赤子之心，章鸿钊时隔多年后，终于再次回到了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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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育人，辟中国地质教育事业之先河

毕业回国后，章鸿钊应邀来到京师大学堂担任地质学讲师，开始了他作为一名地质教育工作者的非凡人生。章鸿钊的出现开启了中国人在高等学府自己讲授地质学课程的先河，但也正是这段经历让他深深意识到，彼时的中国地质事业人才之匮乏、教育之不足。

原来，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现代科学发展方兴未艾，但地质事业却始终停滞不前。在章鸿钊看来，中国地大物博，若“生息休养于斯”的国人不能“自研究之，自考察之”，则只能“坐待他国学者之来游”，想要扭转中国“地质不能明，而外人为之代庖”的现状，实现中国地质事业的复兴，就需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是人才，没有优秀的地质工作者，一切地质调查都是空谈；二是设备，没有必要设备，即便有人也无法工作；三是地图，没有地图犹如盲人摸象，无据可靠，无凭可寻。三者缺一不可，其中又尤以人才最为难得—正如他所说，设备，有了一定的经费就能购买；地图，查阅前人资料、测量，就能获得；唯有人才“非由本国及早栽培不可”。

为此，刚刚回国不久，章鸿钊就于1912年发表《中华地质调查私议》，在文中呼吁兴办“地质调查储才学校”。次年，在他的多方呼吁之下，中国地质教育学界的雏形、我国最早的一所地质专科学校—地质研究所终于在北京成立。自此，章鸿钊开始全身心地投入我国地质教育事业，用自己书生瘦弱却坚实的肩膀，在动荡的岁月中，为学子们撑起了一片宝贵的蓝天。

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章鸿钊深知教育水平的关键在于师资和课程。为此，他不仅亲自为学生编写讲义，讲授普通地质学、矿物学等科目，还多方奔走选聘良师，为学校汇集了张轶欧、张景光、李彬等不同研究领域的诸多专家学者；为了给学生打下扎实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他深入钻研，学习借鉴国外学校经验，亲自制订学制、安排课程，为学生确定了丰富的课业内容，领域涵盖了国文、外语、微积分、化学、动物学、地史学等诸多内容。

▲农商部地质研究所讲堂

由于地质研究的特殊性，章鸿钊认为学生应具有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因而除了书本知识外，他也同样重视学生的野外地质工作能力。三年间，他前后带领学生十余次野外地质实习，足迹遍及北京西山、南口、八达岭、山东泰安等地，每次短则数天、长则月余。每次实习归来，除了将采集的地质样品制作为标本，他还要求学生编写详尽的野外实习报告，并且亲自批阅，从未落下过一篇……在他高标准严要求的培养下，年轻的学子们快速地成长着，他们不仅学习到了大量的专业知识，而且得到了宝贵的野外地质工作训练。

▲1916年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教员与卒业生之留影（第一排左起，中为章鸿钊）

1916年，地质研究所21名学生期满毕业，地质研究所的三年教学也告一段落。在此后的岁月中，这些毕业生中的许多人成长为我国地质学发展的骨干力量，成为中国地质事业早期的开拓者、生力军，为中国地质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就包括叶良辅、谢家荣、李学清、王竹泉等10余位知名地质学家。1949年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李四光领导下的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等机构中继续发光发热，传承着中国地质人严谨治学、敢为人先的宝贵精神，成为新中国地质科学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为新中国的地质事业谱写了新的篇章。

▲1916年，章鸿钊在八达岭考察后在居庸关留影

1919年，中国科学社总部召开第四次年会，604名会员中仅矿冶人数就居各科之首。从1913年地质人才的屈指可数，到六年后人数占据科学界的半壁江山，短短几年间，中国地质人才从无到有、到多的巨大转变离不开章鸿钊等人的不懈努力。回顾历史，章鸿钊作为中国地质教育的先驱，其高瞻远瞩的眼光、矢志不渝的精神、敢为人先的魄力无不令后世之人感到钦佩。

▲1915年，章鸿钊赴安徽安庆浮山调查“皖省铁矿

面对中国地质人才极端短缺的情况，章鸿钊站在中国地质事业发展的时代转折点上，敏锐地抓住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关键点，道之以先声，高举教育旗帜，开辟了中国地质教育的先河，为中国培养出了第一批属于国人自己的地质人才，真正实现了“以中国之人入中国之校，从中国之师，研究中国之地质者，实自兹始”。自此，中国地质工作也踏入了新的发展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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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意创新，启中国地质研究之鸿蒙

在投身地质教育之际，章鸿钊也从未停下自己学术研究的脚步。他学识渊博，勤奋刻苦，生平著述颇多，一生在地质学、岩石学、矿物学、地质发展史等诸多领域都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著作，为我国地质事业的综合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北京西城兵马司胡同9号，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原貌

因为自幼喜好数学，章鸿钊对近代数理学的理解颇为深刻，而这种对数学的浓厚兴趣，也被他融入到了后来的地质理论研究中。受到相对论理论的影响，章鸿钊先后撰写了多篇论文，如《从原子能推导地史晚期地理与地质同变迁之源》《地质学与相对说》《从地质学检讨地质的同时性》《从时空相对性论造山运动适于测验地质时代之例》等文。在这些著作中，他极具突破性地打通不同学科之间的壁垒，大胆地将相对论运用于地质学，强调在地层的研究问题上应将时间与空间相对联系。在《从相对说检讨地质的同时》一文中他指出，“中国地层对比工作不应单以古生物为标准，有时不如以造山期为标准尤为适宜，造山运动是划分地史时期的主要根据之一”，将时间与空间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使地层对比工作与地质构造运动紧密联系，对推动我国基础地质学研究具有重大意义。正因如此，章鸿钊也被世人视作引领中国“地质学发展新趋势”的关键人物。

▲中国地质学会第22届年会上，章鸿钊宣读论文《太平洋区域之地壳运动与其特殊构造之成因》

在岩石矿物研究方面，章鸿钊先后发表了《中国锌的起源》《再述用锌之起源》《中国北方有史后无犀象考》《中国温泉之分布与地质构造之关系》等多篇重要论文，先后完成了《古矿录》《中国温泉辑要》和《石雅》三部巨著。在《石雅》一书中，他从宝玉类、石类和金类出发，旁征博引，考订了中国古籍中矿物名称的沿革及其相应的矿物名称，研究了中国矿业资源利用开发的历史，为后人提供了大量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珍贵资料。

1921年，梁启超将《石雅》列为《中国历史研究法》的重要参考书目，中国地质事业奠基人之一、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更赞誉其是“一座能为研究历史和考古学的学生‘提供大量富有启发性资料的宝库’”。与此同时，英国知名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也对此书给与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在中国文献中，最重要的当数章鸿钊的《石雅》，该书全面讨论了中国文献中所提的一些重要矿物，还涉及命名各方面的争论问题”。

在对地质学史的研究过程中，章鸿钊不仅深耕岩石矿物，还对中国古籍中的地质矿物进行了大量考证，发表了《地质调查咨文》《中华地质调查私议》等重要论著，从根本上指出我国古代学者地质思想的“根苗”在于中华民族，强有力地驳斥了“中国地质学是外国输入而来的新种子”的错误观点，为正在“蹒跚学步”的中国地质学事业种下了民族自强的精神火种。作为彼时记述中国地质发展的唯一文献，章鸿钊所著的《中国地质学发展小史》也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书中，他详尽地探讨了包括地质学起源、中国地质调查萌芽、中国地质教育事业发展等内容，并对彼时中国地质界的重要研究及发现进行了总结。正因如此，该书也被后世视为研究中国地质学发展史的珍贵文献之一。

在地质理论方面，章鸿钊也颇有建树。在留日求学期间，章鸿钊就对太平洋地质构造有着浓厚的兴趣。回国后，他随即对地壳运动规律展开了深入研究，先后发表了《中国中生代晚期以后地壳运动之动向与动期之检讨并震旦方向之新认识》《中国中生代初期之地壳运动与震旦运动之异点》等论文，在这些文章中，他不仅着重论述了中国中生代以来的地壳运动方式，而且颇具开创性地首次提出“震旦运动”一词，以此与彼时学术界常用的“燕山运动”作为区分。与此同时，他还根据震旦运动方向和主要火成岩的成因，将震旦运动分为五期造山运动，大大推动了我国地质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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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文咏德，地质精神薪火传承

纵观章鸿钊的一生，他既是一位披肝沥胆、呕心沥血的教育工作者，为祖国培育了无数优秀的地质人才，也是一名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科研工作者，不论是哪一种身份，矢志报国、心怀天下的爱国情怀却始贯穿着他的一生。

在日本留学期间，章鸿钊曾因成绩优异而被导师推荐加入了日本地质学会。回国后，随着中国地质研究事业的不断扩大与深入，章鸿钊时常感到身单势孤，不仅同行之间缺乏高效的交流平台，与国际的学术交流也颇为稀少。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地质界的学术发展，为人才提供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章鸿钊又借鉴国外经验，积极投身于中国地质学会的筹建工作。1922年1月，在万众期待中，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召开筹备会议，2月的会员大会上，章鸿钊被推选为首任会长，这也使得中国地质学会成为我国各学会中成立最早的学会。

▲1922年初，中国地质学会创始会员在北京西城兵马司胡同9号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前留影（前排左一为章鸿钊）

可以说，身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地质科科长，章鸿钊为中国地质事业规划了一幅宏大的发展蓝图，为我国早期地质事业提供了方向。1941年，当时的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在重庆举行了成立25周年纪念会。是日，研究所的大门上题有八个字“平宁长庆”“鸿文咏德”，其中的“鸿”字，正是为了彰显章鸿钊“博学宏文，道之先声”之功。

▲章鸿钊1935年摄于北平

少年强则国强，对于青年英才，章鸿钊一直有着殷殷的期待。1947年元旦，他曾写下《我所希望于今后之学术界者》一文，对抗战胜利后的科学工作者们提出了自己的希望。他在文章中表示，“学者有了一个自尊心和自信心，便永远不会‘自划’……这一个自尊心和自信心往来不穷，便使他成就了一生不朽的事业”，号召广大科研工作者一同共勉，“挽回从前落后之趋势，实现科学建国之诺言”。

在封建王朝风雨飘摇的动荡岁月，章鸿钊笃行信道，用自己的方式履行着他利民强国的心愿，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为莘莘学子在乱世之中守护了一方净土。1949年新中国成立，章鸿钊又不顾72岁高龄欣然出山，出任浙江省财政经济处地质研究所顾问，决意为新中国的地质工作贡献自己的光与热。

同年11月，章鸿钊前往北京参加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第一届扩大会议，在开幕致辞中他表示，“从事地质工作43年里，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愉快……今天我们在好的环境下齐聚一堂，是开地质界的新纪元”，并号召广大科研工作者一起努力团结，“为新中国的大事业而努力”。

在中国近代科学技术普遍落后的情况下，章鸿钊不畏艰苦，在地质科学几乎一片空白的条件下，成立中国地质学会，创建地质研究所，为中国培育了大批优秀的地质人才，其功在千秋，利在万代；他求真务实，严谨治学，以锐意进取的精神，为中国地质学理论的发展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更以矢志不渝的科学家精神，激励着一代代中国地质工作者，勇攀高峰、敢为人先。

治学何尝有坦途，羊肠曲曲几经过。

临崖未许收奔马，待旦还需傲枕戈。

虎子穷搜千百穴，骊珠隐隔万重波。

倘因诚至神来告，倚剑长天一放歌。

1946年，69岁的章鸿钊写下了这首《自述》七律，短短数十字，却是对章鸿钊一生追求真理、不怕艰难、无愧于心的最佳写照。开中华地质之鸿蒙，实乃一代宗师章鸿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