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上世纪90年代演讲视频《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 》，共三集，在演讲中，杨振宁先生回顾了中国科技发展的历程，指出中国近代科技落后及现代得以迅猛发展的历史原因，并对中国21世纪科技发展前景持绝对乐观的态度。

以下为《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 》整理文字：

有机会同大家讨论近代科学进入中国之回顾与前瞻，我很高兴。今天我要谈的是，近代科学如何发源于西方，随后又怎样进入中国的经过。了解这个过程以后，我们就能够对今天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和面临的形势多一些认识。

科学史工作者经过大量研究以后得出结论：公元1400年以前，中国的技术是优于欧洲的。只举一个例子。公元1405年至1433年，即明朝初年，三保太监郑和率领船队七次下西洋，他所用过的船有60艘之多，其中最大的有134米长。这样大的船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地方可以造得出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这个历史记载不可靠。他们不相信在那个时候中国真的能造出这么大的船。直到1962年，考古学家在南京发现了当时的船舵，那个舵有11 米高，直径有0.38米，才使世界上所有的科学史研究者都相信中国的历史记载是可靠的(这时，杨教授在银幕上打出了李约瑟(Joseph Needham) 所设想的郑和大船的幻灯片。杨先生为配合自己的报告，前后打出了许多精心制作的幻灯 片，使得整个演讲声情并茂，精彩纷呈。为节省篇幅，以下不一一指出。 — — 整理者 注)。

大家知道，中国古时候有所谓四大发明，就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和造纸。十六世纪，英国有位大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 对欧洲近代科学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他当时并不知道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是中国人发明的，可是却知道这些发明对于人类的历史有巨大的影响。所以，他在一篇文章上讲，没有一个王朝，没有一种宗教，没有一个伟人对于世界文明的影响有这三种发明那么大。为什么呢?他说，印刷术影响了整个世界 的文学；火药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军事战术；指南针影响了整个世界的航海术。历史学家都同意，在公元1400年以前，亚洲与欧洲间的科技交流是很困难的，有时候是通过海路，有时候是通过陆路，即所谓丝绸之路。可是这许多交流的方向都是从亚洲传向欧洲。在那以后的两百年，到明朝的时候，中国却大大地落后了。到了1600年前后，明朝的皇帝却反过来要请一些传教士从澳门把造火炮的技术引进到北京来。这意味着，在那两百年间， 西方的技术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中国。就在这两百年里，欧洲受到文艺复兴的影响，出现了一批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如达 · 芬奇、哥白尼、马丁 · 路德、加尔文、纳皮尔(发明对数的)、弗兰西斯 · 培根、伽利略、开普勒、哈维(发现人体血液循环系统，创立实验生理学)和笛卡儿等等。这许多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开辟出了一片肥沃的土地，使得以后的近代科学可以在欧洲萌芽。相反地，我们可以问，在中国的明朝，1400年到1600年之间出过什么大思想家?大家公认的是王阳明。王阳明的某些哲学思想是可以讨论的，也是很有意思的。可是，我个人认为，王阳明的思想不管对其后中国社会的发展还是思想的发展都没有很大的影响。跟刚才我所提到的那些欧洲大思想家、大科学家比较起来，王阳明思想是微不足道的。王阳明的有些学说可以被认为是反科学的，不过即使是那些反科学的东西也没有在中国造成很大的影响。可以说在这两百年间，中国停滞不前，而欧洲则向前飞跃。这个飞跃的结果就产生了一种社会空气、 一种新的社会体制和一些新的学术动向，使近代科学在十七世纪首先从欧洲开始发展了起来。

近代科学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所以很难讲是哪一年、哪一天、哪个人最先创建起来的。假如一定要举哪一年哪一个人的话，我要举1687年，牛顿出版了他的《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这本巨著。因为牛顿的这本书第一次使人类了解到，自然界的很多现象原来是可以用准确的数学语言来描述，能够探索到其规律并能够准确预测的。牛顿这部书的第三部分题目叫做“世界系统”。什么是“世界系统”呢?他指的就是太阳系的行星沿着椭圆轨道绕日运行的这样一个系统。他用简单而美妙的数学方法完全描述清楚了这些轨道，所以，日蚀、月蚀，太阳系里的一切现象在牛顿这部书出版以后就可以非常准确地预测了。我们也可以说牛顿的书第一次使人类知道自然界许多事情是符合准确规律的。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而这个精神，这个了解，经过几百年发扬光大就产生了近代科学；近代科学的产生则直接影响了全人类的生产力，并且影响了人类与环境之间不可逆转的新的关系，所以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一个贡献。

牛顿对自己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是不是有我刚才所说的那种了解呢?没有!我们怎么知道?1936年以后，在伦敦市场上牛顿的一些手稿陆续被拍卖。当时英国有个大经济学家，恐怕是二十世纪最大的经济学家，名叫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从拍卖行中收集了大半的牛顿手稿。现在这些手稿都藏在图书馆里。凯恩斯仔细研究了这些手搞，发现牛顿对天文学、数学、光学，对各种物理现象的研究，是与他对炼金术、神学，对于一 些很玄妙的不能完全理解的象谜一样的研究混杂在一起的。这其实并不稀奇。因为在牛顿以前，东方也好，西方也好，对于宇宙的了解，跟牛顿以后是不一样的。从前的了解有些神秘的地方，这些神秘的东西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不准确，是模糊的，是常常要引起争辩的。我们可以说，牛顿的思想原来也掺进一些非常混杂的古代观念。可是，牛顿却能集中他的注意力，写出《数学原理》这部书，而且这部书影响了以后一切近代科学的发展。这的确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1400至1600年之间，中国大大地落后了。1600到1900年之间，如果我们要给出一 个概括的说法，那就是，中国抗拒了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假如你研究一下牛顿的《数学原理》这部历史上的巨著，就会发现这书的结构，跟公元前三百年希腊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结构完全相似。大家也许还记得，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开始是一些定义，然后是公理，随后是一些定理和对定理的证明。大家也许记得，在证明的最后常常写上QED, 意思是“这样子就结束了我的证明”。牛顿的《数学原理》完全照这个办法，所以牛顿的工作是深深受到欧几里德影响的。顺便一提的是，今天我们要了解行星轨道的话，需要用到微积分，而微积分的发明人也是牛顿。可是在写《数学原理》的时候他并没有用微积分，他证明每一个定理时用的都是几何的方法，跟欧几里德书里的很相像。为什么他掌握了强有力的、简明的微积分学，却不用来写他的书呢?大家猜想，可能牛顿认为他发明的微积分太复杂深奥，太新颖，所以他把每一个微积分的推理方法反推回到几何去，其中许多方法是很妙的，不过很难懂。今天我们在大学里讲解为何行星轨道是椭圆形，用万有引力定律， 一个钟头就可以让学生弄懂。可是，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人能把牛顿《数学原理》里的每一个证明的细节都完全搞清楚，原因是他的这些证明是几何的，非常复杂。

我想强调一点，就是牛顿深深受到欧几里德的影响。牛顿的书出版于1687年，可是在此之前80 年，即1607年(明朝末年),中国已经有了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译述。这是科学史上 一个有名的事件。 一个上海人，当时的高官徐光启，跟一个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他们 两人在1607年翻译了《几何原本》的头六章。我们今天所用的许多数学名词，像“几何”,就是徐光启撰用的，此外，汉语里几何学的“平行”、“垂直”等词也是徐光启的杰作。 这本书很重要。据我所知，徐、利合译《原本》的原版中国还存三本， 一本在北京图书馆，我曾经去看过，另一本在武汉图书馆，还有一本在上海图书馆。此外，梵蒂冈的图书馆里也有一本。利玛窦是1552年出生的。他是耶稣会的教士，信奉天主教。他想到中国来传教，所以1582年就到了澳门，第二年再到广东的肇庆，肇庆当时是广东省会。然 后，他花了很大的力气要到北京去传教。当时，明朝的朝廷不肯让他去；他费了很大劲， 才在1601 年到了北京。他不是科学家；可是他的老师和许多朋友是科学家，所以他学到 了不少当时欧洲的科学知识。他想利用这些科技知识来敲开中国的大门，来影响明朝的皇帝和大臣，以便在中国发展更多的天主教徒。徐光启就是信徒之一 。他在1603年入了天主教。随后他便和利玛宴共同翻译了《几何原本》。可以说是利玛窦和徐光启最先在中国打开了一扇面向世界的窗口，通过这扇窗口把当时比中国进步的西方科技引进来了。如果 你看一看徐译《几何原本》,就会深深地了解西方的科学对中国有多么大的影响。我只举一个例子。徐光启在一篇文章里谈到《几何原本》的推理方法时说：“似至晦，实至明，似 至繁，实至简；似至难，实至易。”意思是，看起来很隐晦，实际上非常容易懂；看起来很繁琐，其实却非常简单；看上去很难，其实是非常容易的。他确实领会了科学的真谛。

清朝的康熙皇帝是一个很聪明，很精明的人。他处理华夷之辩的办法是力图使中国的文人、学者承认满州文化是中国传统的一部分。他的这些措施有的成功了，有些则遭到反对。我想在座的都知道，清初时很多学者、画家都是或明、或暗抗拒满清朝廷的。中国当时存在着复杂的民族矛盾，而统治者则想调和这种冲突。欧洲传教士东来的目的很清楚， 他们要以科技为诱饵而行传教之实。这在当时民族冲突的背景下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反感， 因为在他们看来，天主教所代表的欧洲文化对汉文化而言，比满文化还要“野蛮”得多。出于反感，所以对传教士引进来的一些知识产生了抗拒心理。

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原因。近几年，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刘钝(他是北京历史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还有一位美国人 N · Sivin, 仔细研究了传教士所带来的天文学知识，得出结论：这些知识鱼龙混杂，里面有互相矛盾的地方。因为这些传教士自己并不是天文学家，也不是数学家，他们不免带来 一些真伪相混的东西，所以中国清朝的天文学家认为，从欧洲传进来的天文学都是些胡说八道。这一切都影响了中国的学者，使得他们从1600到1900长达三百年的时间里拒绝接受西方的新思想。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明末清初的杨光先，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这句话后来变得很有名。他说：“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当时欧洲的历法比中国历法准确，可是杨光先却说，我宁愿中国没有好的历法，也不愿意看到中国有西洋人。

这是非常偏狭、短视的，是我们大家不会同意的一种看法。可是，当时他却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不只当时，在他死后(他死于1669年)差不多两百年，至到十九世纪中叶还有人非常推崇他；讲到杨光先的时候钱绮还赞扬道：“正人心，息邪说，孟子之后， 一人而已”。就是说能够使得人心端正，能够把邪说给压下去的，在孟子之后只有杨光先一个 人。在这种空气之下，当然中国绝大多数的学者都抗拒引进西方新的科技知识。不止于此，在十七世纪中叶，还有一些思想家如梅文鼎(清朝一个大数学家)极力推崇“西学中源”的说法。“西学中源”者，就是西方的学说最早是从中国学去的，其源头在中国。梅文鼎研究了《几何原本》后说，几何即勾股术。勾股弦西方叫做毕达哥拉斯定理，中国发现勾股弦与西方发现毕达哥拉斯定理差不多是同时的。他说整个的几何学就是勾股术，这话显然是不对的。这是不合情理的一种感情冲动的说法。他硬说原来西方这种很进步的东西中国早就有了，这种说法很合康熙皇帝的口味，所以康熙欣赏梅文鼎的思想，极力推崇这种说法。康熙还说过：“阿尔日巴拉即天元术”。阿尔日巴拉即今天我们所称的代数，代数中有些东西确实跟中国的天元术有密切关系。可是到了康熙的时候，西方的数学已经远远超过天元术了，而康熙和梅文鼎等人还一口咬定西方的这些东西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岂不可笑!以后整个清朝有些大学者如戴震、阮元等都继续发挥“西学中源”说。由于他们的影响，使中国的学者在清朝三百年间没有真正吸取西方人的科技。

刚才我讲的北京那位刘钝研究员，仔细研究了文献后发现，清朝学者特别强调，有十几项天文学和数学理论是所谓西学中源的。我认为，清朝的“西学中源”说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1840年英国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香港被割让给他们了，他们还可以在中国大肆贩卖鸦片。1840年以后差不多一百多年，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痛苦最黑暗的时期。这 段时间中国发生了无数大灾难，每次灾难以后中国都想法采取一些新步骤以图救亡；可 是，每一个这种步骤都受到顽强的阻抗，而常常到头来就是流产。比如说，1860年发生火烧圆明园这种事情，这是英法联军臭名昭著的暴行。在此之后，满清朝廷才感到有必要了解一些西方新的知识。所以，到1862年就设立了“同文馆”,即翻译馆或编译馆，把西方的书籍翻译成中文。又过五年，到1867年，这个同文馆更进一步设立了天文、数学 馆，翻译天文和数学著作。可是，这些工作都受到了很大阻力。如当时的大学士倭仁就说过：“且闻帝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而不在技艺。”意思是说，西方那些东西只是技艺而已，不是真正重要的思想方面的发展。那时候觉得科技不过是奇技淫巧，只是雕虫小技，无关大局。又比如大学者、大书法家俞樾讲，我们应该以拙制巧。他认为西方的科学不过是巧而已，而我们拥有的却是一个正宗、深厚的思想体系，可以抵制西方 的奇技淫巧。这种观念当时非常盛行。1872年，满清朝廷决定开始派留学生，他们选派 了30个幼童到美国东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镇去上学，以后每年派30个学生。于是，中国开始有系统地派留学生去外国。可是到了1876年，这件事遭受猛烈的抨击，清政府在1881年就把所有这些留学生给招回了。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受到西方列强的凌辱，中国人产生了一些自卑感。这种自卑感不仅限于中国人， 日本人也有。当时有人提出一个问题：东方人是不是能够研究近代科学?是不是东方人的脑筋天生就跟西方人不一样，不能做近代科学的研究?有个日本人叫长冈半太郎，生于1865年。可以说，他是第一个在近代物理学做出贡献的日本人。他上的是东京帝国大学。在没上大学以前，还很年轻时他就怀疑，东方人也许做不了近代科学研究。他花了差不多一年时间去研究庄子，非常佩服。认为庄子哲学与近代科学有很密切的关系。最后他认为东方人也可以研究近代科学，后来果然在物理学上做出了相当的贡献。他卒于1950年。

如果你去看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文献的话，就会发现其中有很多奇谈怪论，它们的起因都是受到了自卑感的影响。其中， 一种奇谈怪论叫做种族退化论；另一种叫做取消汉字汉语论。后一种奇谈怪论断言，正因为汉字汉语是根本要不得的，所以才使得中国人不能做近代科学的研究；不废除汉字汉语就根本不能在中国发展近代科学技术。 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发生了几个惨痛的事件：,一个是甲午战争； 一个是八国联军打进北京。那时，中国有被列强瓜分的危险，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可以说，正是那些惨痛的经验最终使中国觉醒了。所以，从1900年开始，中国才开始正式大规模地引进西方的科技。 其中有三件事可以认为有划时代意义： 一是1898年成立了京师大学堂，它是北京大学的前身。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大学，所教的东西比较全面，包括了现代科学。二是1905年清朝最后废除科举制度。正是科举制度的束缚使得中国的青年不能向视野广阔的方向发展他们的才能。三是1896年至1898年间，清政府开始派学生到日本去留学，到欧洲、美国去留学则稍晚一点。可是这个门一旦打开以后，立刻就开得很大，跟1872年那次不一样。 据统计，到1907年去日本的留学生有一万人。

这些留学生在国内没有接触过现代的科技，到国外上学的时候，也就不能修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只念学士学位就回国了。回来以后，很多人做了教师，他们是真正把近代科技大规模引进中国的第一代人。由他们所训练出来的第二代学生在国内就可以接触到一些近代的科技知识，这些人出国以后不少都攻读了博士学位。

据我所知，中国最早的四位实验物理学博士是：1907年一位江苏人李复几，在德国 恩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他研究的是光学；第二位是1914年芝加哥大学得到博士学位的李耀邦，也是江苏人；第三位是1918年在哈佛大学得实验物理博士学位的胡刚复；第四位是1918年在芝加哥大学得到实验物理博士学位的颜任光。得到理论物理博士学位的要比这晚(我自己是念理论物理的)。中国第一位得到理论物理博士学位的是王守竞先生， 1927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得到的博士，我在西南联大读书时认识他，当时他在昆明担任中央机器厂厂长。第二个理论物理博士我想大家都知道，那就是周培源先生，他是1928年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得到博士学位的，后来当过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第三位理论物理博士是吴大猷先生，1933年在美国密歇根得到博士学位，曾长期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周先生和吴先生都是我在西南联大念书时的老师。

方才讲的头三位理论物理博士我都认识，他们都是我父亲的同辈(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先生于1928年取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是我国第一位因数论研究而获博士学位者。 二十年后，杨振宁在父亲的母校得到哲学博士学位。 ——整理者注)。他们在国外得到博士学位回来后教了我这个年纪的一辈人；我很幸运。我们在国内念书的时候，比如在西南联大，就已经接触到最新的科技知识。事实上我在西南联大所念的物理比起当时世界上一 流大学的物理学可以说是有过之无不及。因为中国的教授和学生对于教书，对于学习是非常认真的，比一般美国教师和学生要认真。所以我在西南联大所念的物理学比较深入，比较系统化，比后来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所学到的物理学更先进些。大家知道，就物理学而言，芝加哥大学在当时是美国最好的。

可以说，从1900年开始，两代人就把最先进的近代科技知识介绍到中国来了。进步之快速，着实惊人。

到了1950年，二十世纪中叶，可以说中国已经引进了一些科技，可是科技在中国尚未本土化。“本土化”这个名词是哈佛大学一位研究阿拉伯古科学的学者萨布拉创用的。他 说一个地区、 一个国家引进了一些别的地方来的知识，如果不把它本土化，知识还不能生根；必须加以本土化才能够生根。

如果拿这个观点来衡量，那么，1950年的时候，近代的科学技术是否已经在中国本土化了呢?我想还没有。为什么?因为虽然有了一些受训练的科技人才，可是数目太少； 虽然有了引进的科技，可是面还不够广，而且没有工业基础能够支持尖端的实验工作。同时，1900至1950这五十年间，中国社会有种种的动荡，这些动荡使需要稳定环境的科学研究不能蓬勃发展。可以说，1900至1950这五十年间，中国开始引进了近代的科技，可是还没有达到科技本土化的目标。

从1950年到今天这四十多年时间，中国的科技已经达到世界科技的前沿，就是说， 科技在中国已经本土化。这是非常惊人的发展。其中所包含的一是人才训练。人才训练的速度是惊人的。1971年我第一次回到新中国来参观，在上海、北京，遇到了千千万万的物理学工作者，他们都是五、六十年代中国各大学训练出来的。据说北京大学在五十年代 中，光物理系就有二千名学生。从这个数字就可以了解到新中国怎么能够在二十年之中训练出这么多的人才，这种训练人才的速度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堪称奇迹。二是科研机构的建立。中国科学院成立以后，设立了很多研究所，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三是工业的发展。四十多年来中国工业发展很快。可以说，近代科技已经在中国本土化了。

反应堆要用到非常复杂的近代科技，世界上第一个反应堆是1942年在美国建造的， 由费米教授主持。费米教授当时参加了美国战时工作，后来在芝加哥大学当教授，是我的老师。中国在1956年建造了第一个反应堆，是苏联帮助建立的。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是美国在1945年炸出来的，中国则是1964年。第一颗氢弹是美国在1952年造出来的，从原子弹到氢弹花了七年时间。中国在1967年造出了氢弹，从原子弹到氢弹只花了两年零八个月时间。中国造氢弹的窍门是两个人想出来的： 一位叫邓稼先， 一位叫于敏。邓稼先是我中学和大学的同学，后来我们又一起到美国留学；他是个非常好的物理学家，是中国原子弹、氢弹设计的总工程师，不幸在1986年逝世了。于敏还健在，还在做国防研究工作。他没有留过学，是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物理学家。中国只花了两年零八个月就解决了无数的技术问题而且想出了这个窍门，当时大大地引起了震惊，因为法国还没有做出来。法国前后用了八年时间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中国卫星上天是1971年，这又是一个震惊世界的科技成就。中国的半导体元件、集成电路，每一个做出来都使得世界科技界震惊。

这些成就使中国人对科技发展的自卑感消失了。刚才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年中国 人有很大的自卑感，现在这种自卑感没有了。什么缘故呢?我认为有四个原因。中国国防武器的成功是使自卑感消失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是，日本一跃而成为世界经济大国。 它是以科技商品起家的，这一点使二十世纪全世界都了解到，原来黄种人不但能做科技， 而且能将科技做得很好。第三是因为很多东方血统的学者在科技前沿的各个部门都做出了很杰出的贡献，这也是近五十年的事情。最后，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学生，无论从台湾来的也好，香潜来的也好，中国大陆来的也好，在外国，尤其在美国，都有非常优异的表现。所以，今天在美国的大学里，不管是在第一流的大学、第二流的大学，还是在第三流的大学，最杰出的学生大都是中国血统的。所有这些都使今天的中国人不再对自己的科 技能力有任何自卑感。

总结一下刚才我所讲的几个时代，可以这样说，在公元1400年以前中国的科技是领先的；1400至1600年则举步不前；1600至1900年是极端抗拒新科技的引入；1900至1950年是以两三代人的速度就引进了西方的科学；1950至2000年，中国已经进入世界先进的科学国家之列。

那么二十一世纪后中国在科技竞争方面情形又将会是怎样呢?我对今后五十至一百年 中国科技的发展有这样几项乐观的估计：第一，中国有数不清的极聪明、极有造就前途的青年；第二，中国有儒家注重人伦、勤俭、忍耐，注重教育的良好传统，这些传统会培育出一代又一代勤奋努力的青年；第三，儒家传统中的保守性造成了中国数百年的封闭现象，但今天封闭现象已经完全消失，代之而起是对近代科技的热忱，这是一种全民族的热忱。今天至祖国各地看看就知道，所有的人都深深认识到引进新的科技对中国的发展前途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第四，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是近二十年世界有目共睹的。到2000年，大陆、台湾的国民收入总和将超过美国的国民总收入。有了这四点， 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中国定将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科技大国。当然，有人会说，杨振宁，你讲得太简单了，中国将有许许多多问题，有政治动乱，有接班人问题、政治体制问题、贫富不均问题、外交问题，简直数不清的问题。

不错，不错，这一切都可能发生。可是我们来看看二十世纪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这个世纪中国人以极高的速度从零开始急起直追，最后达到一个近代科技本土化了的局面。这种发展是在一个什么情形之下出现的呢?是经过两次大革命，经过了无数的内战， 经过了日本的侵略，经过了种种的困难，经济的、外交的困难，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 革命的摧残。可是，这一切的一切都没有能阻挡中国二十世纪科技的蓬勃发展。为什么? 因为科技的发展所需要的前提原来很简单，只是我刚才所讲的那四个条件，只要有人才、 有纪律、有决心和有经济的支持。中国在二十世纪里有了前三者，到二十一世纪我认为四者将全部具备。所以，我对二十一世纪中国科技的发展是绝对乐观的。

（视频来源：未来科学论坛，文字来源：自然科学版广西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