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深化院士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过，再次突出“让院士称号进一步回归荣誉性、学术性”意味深长、意义重大。

撰文/罗中云（本报评论员） 编辑/吉菁菁   供图/视觉中国

9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深化院士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强调“推动完善院士遴选评审机制、优化学科布局、实行退休退出制度、加强学风作风建设，让院士称号进一步回归荣誉性、学术性。”

院士称号是国家对优秀科学家的一种肯定。我国建立院士制度，也是党和国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要体现，对于凝聚人心，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贡献智慧才干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此次会议也强调，我国院士制度在实践过程中存在一些社会关注、科技界反映较突出的问题，严重损害了院士称号的纯洁性。从这个层面看，再次突出“让院士称号进一步回归荣誉性、学术性”意味深长、意义重大。

2009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潘家铮就曾撰文批评我国院士制度存在的一些弊端，如某些单位大搞“院士工程”，进行各种公关活动等。我国其实也在不断推进院士制度的改革，并于2013年首次提出“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文件规定，院士年满70周岁退休；个别因国家重大项目需要，最多延长至75周岁退休。在院士增选方面，修订的两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章程中取消了部门单位推荐，只保留了院士直接提名和学术团体推荐两种方式。这些改革举措，对于我国院士制度兴利除弊，维护院士称号的纯洁性起到了明显作用。

但也不得不承认，一些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院士本应是一种学术荣誉称号，但在当前仍然附带了许多利益，除了院士本人的相关职级待遇，还有现实中可能带来的一些学术资源、学术话语方面的“特权”。此外，部分院士还兼任了较多行政或社会性职务，具有相对较强的社会资源调动能力。

有专业人士评论，在科技经费分配、重大课题项目立项、科技成果鉴定、科技奖励、职称职务升迁、科技规划制定和评议、学科与机构评议等方面，不少院士经常被各种权力机关、组织邀请主持或参加有关工作，以显示其权威性和科学性，加之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视，科技界的权力有向院士集中的趋势。而且，这种权力主要是一种隐性权力，缺乏有效的规则约束。

在我国，一个人一旦当选院士，就不仅是他个人的事，还涉及其所在的单位。特别是一些科研院所或高校，有无院士或院士数量的多寡，会直接影响科研项目的争取以及经费的支持力度，还会在评优评级及相关排名、吸引人才、招生、学生就业和社会声誉等方面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有些院士到了年龄想退休，所在单位还不情愿，因为院士也算是所在单位的“公共资源”，院士本人是否还干科研工作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头衔还在，单位的科研项目、科研经费就有保障。

深化院士制度改革，让院士称号回归荣誉性、学术性，最根本的举措就是要让院士称号“去利益化”，除了院士职级待遇方面的必要调整，还要从制度、机制上将院士称号与科研项目、科研经费、评优评级等进行有效剥离，进一步淡化院士称号的功利色彩。

院士增选的流程也有必要进一步改革完善。比如可以探索实行完全的提名制，取消院士参评者个人申请流程，参评者也不必参加相关答辩，让他们独立于评选体系之外，尽量做到候选人本人对被提名“不知情、不参与”。同时，对于参与投票的院士采取实名制，程序公开，以增加整个过程的透明度与公正性。院士制度改革是我国科技及人才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只要能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必能有效推动院士称号回归学术本位，让科技报国的传统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