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开花结果不应是衡量学术的标准
文/肖建华(河南理工大学测绘与国土信息工程学院教授)
We should help each-other!(我们应该互相帮助)这是澳大利亚学界在21世纪的基本情怀。他们面临类似的压力。由于社会对学界的期望很高,而客观上学术水平是难以跃进的,学界内部就必须形成相互帮扶的客观氛围。
恰恰相反,我国学界的内部竞争强烈,机构间的相互帮扶,学科间的相互帮扶,课题间的相互帮扶,不同研究方向间的相互帮扶,基本上被压抑。严格的界限划分,严格的方向划分与严格的利益划分一起,左右着我国的学界。在这种氛围下,学术水平跃进就成为做不成的事情。
过去的30多年,由于是以“学会”和“模仿”为基调,主要是依赖于个体。而今后的30多年,由于是以“赶上”“并列”“创新”为基调,这就越来越依赖于学界的内部团结和协同研究。
对于协同研究而言,尤其是以论文发表为基本交流载体的协同研究而言,理性上的合作是首位的,也是基本的协同机制。但是,我国学界的自我封闭性导致感性的协同代替了理性的协同。
以陈省身的几何研究、朗道的序、黄昆的几何熵研究,再到今天的几何相物理研究(诺奖),我国学界不能说是没有机会。但是,在此类研究的果实没有成熟以前,我国学界总是以陈熟理论的标准来排斥此类研究成果。基本上也没有热情来做后续性的研究。
而在果实成熟以后,总是热度特别的高,试图在10年左右的时间一跃而就地收获相关的果实(如,进入工程应用)。不打理论基础,却试图得到工程应用的果实。就客观的现实看,这是做不成的事情。以追热为特征的学界,事实上是无法完成学术水平的实质性跃进的。
从科学进展历程看,科学进步的渐进性表现为从看来不会开花结果的研究,演化为可能开花结果的研究,再演化为确实会开花结果的研究,这个历程的现代跨度大概是100年时间。从而,结论也就只能是:仅仅是在临近开花结果时的介入,而期望获得学术水平跃进,是做不成的事情。
所以,支持看来不会开花结果的研究,支持可能开花结果的研究,在实质上是学界学术水平跃进的核心标志。这种跃进的成功表现就是:不间断地出现能演化为确实会开花结果的研究。
我国学界非常容易形成对“看来不会开花结果的研究”的绝对禁止,也非常容易形成对“可能开花结果的研究”的群体性批判,一门心思地热追“确实会开花结果的研究”。但是,最后开花结果与否却是由实验(实践,果实成熟)来作出最终的判断的。
从而,在实践面前,无论是那个判断“看来不会开花结果的研究”“可能开花结果的研究”“确实会开花结果的研究”,都是有很大的主观色彩的。由于我们热爱此类主观色彩的判断,所以总能发现(或总是力图发现)能绕开理论基础而接近果实的路径,并期望以此来实现学术水平的跃进。显然我们还没有从本质意义上理解科学的实验检验标准。
以“是否开花结果”来单一性地判断我国学界的总体成就是极端的不公正的。就我所知,我国学界在“看来不会开花结果的研究”“可能开花结果的研究”方面是有自身独有的自主研究成果的。我们无法预测何时开花结果,也无法判断即便是开花了果子能否成熟,也不能判定所结的果子一定是好吃的(能直接工业化应用)。然而,此类基础性的研究恰恰是我国学界学术水平提高的绝对判据。
但是,现在的客观情况是,我们无意于此类研究,也不愿意接续此类研究,更不愿意开拓此类研究,但是却力图实现学术水平跃进。因此,这是一件做不成的事情。
我国现在把理论创新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事实上是想改变学界的现状及导向,但是出于工业需求的急迫性压力,在实质上是难以落实的。在这种客观背景下,学界的前期基础研究者就必然是地位低下、研究不受支持、面对各类批评的群体。然而,未来的、我国学界的成就在本质上依赖于此类研究。
13名教授联名指责韩的事件,在本质上是非学术行为,而前期的高度评价,以及中间的强烈抨击,基本上也不是学术行为。感性代替了理性是这个事件的本质。科学理性上,韩的论文所论述的实验没有普遍的可重复性。我们目前只有这个结论。任何超越这个判据的其它推论,无论感性上如何有理有据,都不属于学术问题。
即便是13名教授的联名指责在未来被证明是对的,但是以此种方式来代替学术上的判据却是感性的。感性判据在学术界的流行完全可能断送学界实现学术水平跃进的基本目标。我们应该互相帮助,而不是落井下石,更不应该痛打落水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