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双春(湖南大学物理与微电子科学学院院长)

在我看来，很多物理学家是有人类情怀的悲观主义者——他们渴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但又不时对之表现出失望和悲观。悲观的根源可能在于物理学家习惯性地用客观规律或实践经验来审视和判断人类活动的趋势和最终结果，而人类活动具有高度的波动性和统计性，所以一段时期或某些局部表现出与客观规律或实践经验相悖在所难免，这时，物理学家就可能悲观了。

例如，201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希格斯眼观时下科学界的论文崇拜现象，曾自嘲说，如今他已谋不到一个学术职位了，理由很简单：一方面，当招聘方要求他提供最近发表的论文清单时，他会如实回答——这个真没有;另一方面，招聘方将评估他已没有足够的论文生产力了。他感叹：“很难想象，在今天这样的环境中，我如何才能保持足够的安宁做出我在1964年那样的工作。”也就是说，在今天的科研环境中，他将不可能完成他的诺奖成果。

希格斯虽然说的是自己，但明眼人一眼就可看出，他在对现实表达出一种刻舟求剑般的不满和无可奈何的葡萄心理：今天的科研人员固然可以一个个成为论文高手，但要做出像他那样的诺奖成果是很难了。201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珀尔马特在一次世界学术峰会上表达出类似悲观：在今天的研究资助环境下，他不可能做出他的诺奖发现。这次，他悲观的不是论文崇拜现象，而是研究资助环境。他感叹，目前的资助气候意味着研究人员“非常擅长不浪费任何钱、同时也非常不善于做出任何发现”。

珀尔马特的感叹或许可归结为一个定律：花钱高手不可能做出重大科学突破。老文推测，这一定律可能基于这一实践经验：任何科学上的突破都无法预见(198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胡贝尔语)。而毋庸置疑，花钱高手必然是计划高手、预见高手。珀尔马特说，现代语境中这样的问题司空见惯：“你计划研究什么?你将在什么时候完成它?你将在哪一天做出你的发现?”顺便插一句，我们的科研基金申请书中不都要回答这些问题么?不旗帜鲜明地回答清楚，我们拿得到基金么?

能够精确地回答这些问题，意味着今天的科研人员要么都是神，至少是半仙，要么早已突破“任何科学上的突破都无法预见”这个魔咒，对他们来说，科学研究完全没有意外，一切尽在丝毫不差的掌控之中。

而珀尔马特回想自己花了10年时间做出使他得诺奖的发现，那纯粹是个意外。他说，这个项目通常由实验室的审查委员会管理，该委员会认为它“不符合该机构的使命”，幸好实验室的一个部门主任保证了该项目的资金。“最后，当我们开始看到令人惊讶的结果时，该委员会说：‘这正是我们应该资助的’。”

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的资助环境中还会有吗?珀尔马特认为不可能有，因为“在一个你要管理好每一分钱并确保你不浪费任何钱的世界里，这将是非常困难的”。他说，人们忘记了你正在寻找的是巨大的惊喜和变革，这样的惊喜和变革使我们能够做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是可能的事情。

想产出诺奖成果应该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资助环境呢?在珀尔马特看来，我们能够做的唯一看起来可行的事情是，创造一个环境，其中人们充满思想，充满希望，且正在努力尝试许多想法。珀尔马特认为这种做法甚至可以被视为风险投资，风险投资家们只期望他们投资的一“小部分”是成功的。“你正在寻找那些罕见的、特别的投资，为此你必须广撒资源，”他说。

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忧心忡忡的论文崇拜现象和科研资助环境，在我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随着国人论文水平的提高，论文崇拜并未消退，反而在升级，一种典型表现是：国人只要在《自然》等所谓的顶尖刊物发表论文，不管其价值究竟何在，甚至不管其结果是否经得起质疑和检验，动辄被赞为“诺奖级”成果，相关机构立马给官、给“帽子”、给钱。至于科研资助，“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当年的经费必须当年花完、否则收回，管理如此“过细过死”，世上可能绝无仅有;幸好，最近已有松绑迹象。今天的科研环境，更适合成长论文高手和花钱高手。如果两位诺奖得主的观点是真，那么意味着今天的科学界尽管高手如云，但已不可能产生诺奖成果了。

其实不用这么悲观，因为诺贝尔奖肯定年年照发不误;它发给谁?除非发给外星人，否则，今天的科研人员照样可以得诺奖，而只要得到诺奖，就是不折不扣的诺奖成果。只是，两位诺奖得主的忧虑是否警示，诺奖成果将一年不如一年或一年比一年水，就像“任何科学上的突破都无法预见”一样，的确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