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孔明 中国工程院院士

我主要是做棉花害虫防治研究工作，从1984年开始接触到棉铃虫，到1996年有十多年时间，这段时间是我国棉铃虫大爆发的时期。当时，棉铃虫的种群大量繁殖以后，我们就给它打农药，但是，这样虽然把棉铃虫消灭了，吃棉铃虫的动物也被打死了。过了一段时间，能够被农药杀灭的棉铃虫都灭了，剩下的全是产生抗性的，你越增加药量它的抗性水平越高，于是，整个生态水平的破坏越来越严重。

到1992年的时候，农田里的棉铃虫基本是失控的，农民一个季节要打药15—20次。但是，到1997年，农民开始种植转基因抗虫棉，迅速解决了棉铃虫的问题，而且由于减少了喷洒杀虫剂，棉花田里捕食性节肢动物种群数量开始增多，蚜虫种群数下降。转基因抗虫棉的种植到今年已经将近二十年了，可以说这一技术的采用对中国棉花产业、对农业病虫害防治都带来了巨大的质的提高。

如果说时间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通过过去30年的认识，我深刻感受到这样的技术对农业生产、病虫害防治、生态环境改善带来的变化。

我个人判断，假如转基因抗虫水稻、转基因抗虫玉米能够应用，减少50%的化学杀虫剂的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化学农药的减少，尤其是杀虫剂的减少，对保障我们食品安全和降低化学农药引起的伤害无疑是意义重大的。

我的另一个感受是，中国的农民是社会中最没有话语权的，在很多方面，整个国家已经发展起来了，但农民群体享受到的科技发展的红利是最低的。转基因技术恰恰能将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这是非常关键的技术。但是，如今社会上吵来吵去，有几个人替农民着想呢?

当初，转基因抗虫棉3年之内在华北地区全部种植，转基因木瓜几年之内基本上占了90%，农民用他自己的选择权告诉他需要什么样的东西。今天，如果我们脱离了农民的利益，不站在农民的角度想想，这个社会是不成熟的，中国的三农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所以，我非常希望反对转基因的人，能够听听那些用过转基因品种的农民的声音，毕竟农民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主体。

对于转基因技术的产业化，我个人觉得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转基因技术或者品种的成熟，科学家群体或者说种业公司，要拿出最好的、最先进的技术来解决农业产业中最大的问题。

第二是相关法规要成熟。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都有关于转基因安全性的管理法规，我们怎样按照法规进行安全性评价问题，这是政府需要做的。

第三就是社会环境的成熟。最终这个产品要进入到市场，跟每个消费者都有关系，社会主流怎么看待这个产品，如果这个社会对待转基因的态度是分裂的，那么这个产品即使进入了市场依然很难流通。

我也时常在思考，为什么美国人对转基因技术接受如此之快，为什么在中国会产生如此大的分歧，它的社会根源是什么?跟我们的文化有没有关系?我认为，在过去中国是非常落后的，所有的发明、应用都是跟着外国人的，“洋人”传给我们的都是他们用了几十年的东西，我们跟在他们后面，所以觉得没有安全性问题。但是，今天中国快速的发展，我们在一些领域已经走到了世界前沿，转基因的研究就是这样。当中华民族开始在一些领域走在世界前沿，你就要有风险意识，就要在全球范围内有一种创新的精神。但是，当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到这个程度了，我们科学也达到了这个程度，而我们的文化并没有走到创新性文化的阶段。

中国梦就是创新型国家的实现，要创新就要接受新的东西。因此，我认为媒体非常重要，媒体要有崇尚科学的精神，要引导一种创新型的价值观，中国的高新技术才会有很好的产业化的环境。总结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媒体是否能够更好地传播科学精神，传播我们的文化价值，将最终决定着像转基因技术这样的新事物能否被社会认识并接受。■

(本文整理自作者在转基因沙龙上的演讲，未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