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学军 第二军医大学教授

　　当今时代，学术期刊数万，每年新发表学术论文数百万，快速增加趋势有增无减。PubMed数据库显示，自从上世纪中叶到现在，科研论文数量整体呈指数式增长。2014年论文数量(51.4万)是1990年(13.6万)的3倍多，是1950年(4432)的120多倍，1940年(153)的3000多倍。

　　如果留意新闻，科学界的种种丑闻或许曾传入过你的耳中。例如违背研究伦理，看似严谨结论却不具可重复性，手段高明的学术欺骗等。近来，越来越多的文章从学术期刊上撤稿，其增长速度超过了论文数量的增长速度。科学界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不断，甚至还有人怀疑科学是不是已经变味。尽管许多因素造成了这些问题，难以归为某个单一原因。其中科研人员生存压力重，不得不保持高论文发表率是广泛认可的影响因素。衡量研究人员的标准仅仅是论文发表数量，他们很容易被诱惑，进行学术欺骗，因为论文越多，回报也越丰厚——终身教授的身份、升迁、来自名校的任教合同……

　　尽管弥天大谎式的学术欺骗不常发生，但科学家会迫于生存压力而一味追求论文数量，这种行为带来的危害并不亚于学术欺骗。科学家也是人，也会受利益诱惑。当面对终身教授身份、升迁等机会时，平日里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也会一时被冲昏头脑，做出不当选择，例如进行了多组数据分析，却只披露符合预期结论的数据，或根据最后数据来“设定研究假设”，不遵循正常研究规律。这些行为也许比直接捏造数据好得多，但于科学的真实性有损，科学的透明度降低了，也被掺入了更多的主观因素。

　　上述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幸相关的纠错机制也已建立，有助于规范学术行为。但是科学的真实性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问题更加严峻：论文越来越多，如何更加有效地管理、组织、交流新的科学发现?如何保证公众可以从科学进步中充分受益?今天发表的科研成果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但是社会充分受益于科学进步了吗?

　　这些问题总是难以回答。首先，科研的价值并不一定会即刻显现，基础科学尤为如此。现实的应用性并不在基础科学首要考虑的范畴，但是它的发展却为以后更为实际的应用研究铺平了道路。

　　其次，科研价值的评价标准并不是尽善尽美。目前，评价论文的一项重要指标是引用率。拿心理学举例，一篇经典论文发表后5-10年间，很少被人引用。但是不被引用是否就代表这篇论文不重要呢?这是不是反映出我们学界的沟通机制有问题呢?一篇重要的论文是不是有可能被淹没在庞杂的论文堆中，难以引起关注呢?或许有众多重要的论文在学界未曾引起大家注意，这令人惶恐，但并非不可能。

　　当然，也有一些科学家非常努力，为了熟悉学科的研究趋势和最新成果，他们阅读每一篇新发表的论文。但是论文越来越多，阅读新文献变成了一件劳心伤神的事。比如，想要在某个病种上(例如癌症)与最新研究保持同步，科学家需要每周翻阅130篇期刊，阅读27篇相关文献。要完成这个任务，就意味着每个工作日得付出75%的工作时间。当然每个学科的论文发表情况有所差别，但不可否认的是，于个人而言，想要100%跟上学科的最新发展，总是很难的。

　　跟上学科最新发展，对于专业科学家已经如此困难，对于普通大众而言就更困难了——他们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又没有由同事、学生等组成的学术共同体协助。为了调查有多少研究通过大众媒体与公众见面，认知心理学家布瑞恩·库瑞拉调查了科学网站Eurekalert.org上，媒体向公众报道了多少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通过查阅去年“科学新闻”栏目下所有的新闻以及含有“心理学”“期刊”字眼的文章。库瑞拉找到了217本期刊发表的486篇文章，并从其中挑选了158本，精确地统计出了2014年论文的发表数量(共22482篇论文，平均每本期刊142.29篇)。那么，多大比例的论文被大众媒体报道了呢?仅4.43%。

　　总体而言，针对某个议题，发表的论文越多，科学家和民间的认知鸿沟就越大。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相关议题的论文数量越多，说明学界认为这个问题越重要，然而相关议题却没能引起公众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