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麻庭光 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消防与安全技术学院助理教授

　　每一次重大损失，都会引发关于“消防员职业化”的讨论，其实“消防员职业化”只是“消防职业化”的一种选择，肯定不是最佳的选择，因为消防面临的问题，远远不止消防员损失那么简单。

　　专职消防的培训问题。天津大爆炸暴露的问题，就是专职消防队的技能维护很成问题。理论上专职消防队接受兵役制消防的指导，可是兵役制消防本身就是临时性的省钱措施，专职消防队的培训水平可想而知。救火观念，似乎还停留在农业社会的救火战术，站在窗外洒洒水，火灾就扑灭了。火场战术，与实际需要存在代差。

　　合同制消防的出路问题。理论上，合同制消防是中国的职业化消防队伍。可是他们的待遇不足，培训不足，只要求战士的高强度训练，缺乏对危险的识别和认识，没有固定岗位的吸引，“逃离消防”是必然的选择。相信“天津大爆炸”之后，合同制消防员的招募门槛会越来越低，消防员的素质会越来越低，火场伤亡会越来越大，这是可以预期的结果。

　　兵役制消防的原罪问题。作为最正规的消防队伍，因为是当兵，就获得了原罪，无法为提供社会的服务收费，无法因为待遇不足而罢工，无法要求更好的培训，无法因为自身的局限而获得社会的谅解。老百姓打119是有期望的，并不会因为你是当兵就降低期望，这种期望只会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所以兵役制消防希望专注，摆脱那些救火以外的任务。这样一来，中国需要在中国消防之外再准备两三套消防队伍，兵役制消防的省钱优势荡然无存。

　　大数据时代的数据难题。大数据时代，数据似乎是唾手可得的，可是中国消防有一个特点，年代越久远，灌水的可能性越小。中国在发展，事故在上升，这是正常的，可是如果有人希望中国越来越平安，就会发现极其反常的趋势了。

　　校园科普的制度性难题。由于中国消防缺乏积累，能够走向讲台的专业人士不多。能够走上安全科普讲台的，大抵是名人。消防科普做不好，社会对消防的认识就不足，学生对消防看不起，他们的父母就更不会在意消防了，于是就更招不到有潜力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缺乏一种让人终生积累的消防制度，所以总是让临时工去教育未来的临时工。

　　消防科研的体制性难题。中国科研是前苏联帮助建立的。按照前苏联的模式，高校搞教育，研究所搞科研，各尽所能。所以，在中国很少看到消防研究，只有火灾研究、救火研究、安全研究，反而对消防这种职业，研究很少。

　　火场调查的真相难题。以问责制人祸论为目的的调查，和以求真相致减损为目的的调查，在对真相的取舍上有很大的不同。由于对当事人进行了问责，相关的诉讼、索赔、抚恤等结果也会受到影响。一句话，问责制干扰了灾难的经济本质，影响了索赔的效果，并导致真相难以公布。不过，这是文化，我说了也白说。

　　城乡覆盖率问题。随着大张旗鼓的城镇化建设，乡村人口越来越少，消防覆盖越来越不值得。本来，让他们守土自救是一种选择，可是有了免费的中国消防，哪个老百姓愿意掏钱购买消防服务?可以说，免费的消防服务，压低了全体国民的生命价格，人人都指望免费，谁来投资安全?肉包子打狗式的安全投入，是靠对生命价格的预期来维持的。

　　专家也要讲伦理。一个社会是否发达，看专家的专业知识收入几何，然而，专家也要取之有道，就是要说真话。咨询业的最大问题，就是在不违心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取悦雇主。安评报告，就体现了这种职业伦理。如果没有发生事故，这是伦理问题;发生了事故，这是问责问题。然而事故毕竟是表面的，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中国还有多少类似的安评报告得以出炉?

　　救人救灾的重要性。近几年来，消防队出警，“100次中50次是非火灾情况下的救援救助”——“小孩儿掉到下水沟里，住在高层钥匙忘家里了，都要特勤出动。”而这多重角色的背后，是“特勤出动得越来越频繁，任务也相应繁重，人员和物质消耗得相当大，但是装备条件、他们应得到的物质条件远远跟不上。”因为消防不能收费，国民的很多资源都消耗在这些紧急但不重要、或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上，这是对救灾制度的滥用和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