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斌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1992年，各国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签署了第一份《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自此，世界各国为了共同的应对气候变化理念，已经进行了长达20年多年的谈判。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让业界的科学家们必须面对一个非常尴尬的事实：横亘在公约达成之间的障碍其实一直没有清除过。6年前，哥本哈根气候大会(COP15)曾经被视为人类遏制全球变暖行动“最后一次机会”，也仅仅达成了一个毫无约束力的协议——这远低于外界预期，实际上是一次失败的会议。

　　再过半年时间，也就是2015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大会(COP21)将在法国巴黎举行，这次大会的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是要达成一个适用于所有缔约方、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但是，历经20多年困难重重的谈判，许多重要问题依然存在。虽然有科学家对今年的巴黎气候大会信心满满，认为它不会成为另一个哥本哈根大会，但是更多科学家似乎已经不抱什么幻想。确实，一次又一次的挫折，让科学家、决策者和公众对这个问题已经疲乏生厌了。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为实现2010年联合国气候峰会上所提出的将全球平均气温控制在2℃以内的的进程是远远不够的，甚至严格的测量、报告和验证机制也还未达成共识。然而，2℃的变暖红线已经近在咫尺了!

　　在今年的巴黎会议上，人们希望达成某种协议，而之前拟定的全球气候目标却被淡化了。谈判的目标其实已经成为政治上实现的可能性，而不是环境可取的目标。之前的失败，是在关注建立一个全球的、“自上而下”的稳定排放目标或具有法律约束的碳收支。如果放弃一些“自上而下”的顶端目标，巴黎会议将只能专注于各国自愿，实现“自下而上”的承诺减排，这种“离合器机制”，需要更有力度的政策，但似乎并不太可能实现所需的结果。

　　在这场几乎牵扯所有国家的闹剧中，一些科学建议本身也成了受害者。为决策者提出建议的气候科学家和经济学家，正在被迫继续扩展他们的模型来传承那些减缓措施。其中加入了许多令人怀疑的概念，如在理论上通过“负排放”来偿还“碳债务”，抵消那些延迟的缓解措施。

　　在今年的巴黎气候会议之前，气候科学家应该多用些时间来重新评估一下自己的角色。留给气候政策的咒语——2℃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但如果总是重复“现在开始行动，仍然是有效的”，这种说法显然在科学上是无稽之谈。

　　科学界其实在这些问题上面临着各种干扰，政府部门和一些非政府组织试图吸引科学家来支持他们政治上“正确的”原因，还有气候变化否认者总是千方百计地寻找各种理论上的漏洞。日常政治显然不是以循证决策(evidence-based policy-making)为主的，而是尝试循政决策(policy-based evidence-making)。例如，决策者将IPCC的报告主要看做是引用的来源，只是为了佐证他们自己政治偏好有多么正确，有时候断章取义让IPCC感到大为恼火。

　　因此，科学家应该抵御政治企业家所兜售建议的诱惑，例如，他们总是夸大改变经济或部署可再生能源技术是多么容易。科学家的任务是批判地分析政治努力的风险和效益，以实证来充分地(虽然不受欢迎)展示全球气候政策的话语权。科学家也不应太高估自己的影响力，科学证据只是影响政治决策的众多因素之一，如选民的偏好、可用资金和利益冲突等。科学家希望最好的是明证决策(evidence-informed policy-making)，毕竟这不是一个民选过程，证据与事实同支持者数量无关，但证据透明是一个必须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