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迈克尔·舍默 《科学美国人》专栏作家

　　1980年，我靠“排毒饮食”生活了一周，当时只准自己喝清水，吃番椒、柠檬和蜂蜜，最后还骑了250多千米的自行车，骑完后我只能趴在路边一直呕吐。在练习骑自行车的那段时间，我试过很多流行的食谱，但在提高成绩方面，没有一种比得上我一位车友“见啥吃啥”的招。

　　基本上，这种见啥吃啥的食谱被称为“远古食谱”，它并不是现在流行的食谱。但有趣的是，现在很多流行的食谱却建立在对远古饮食习惯错误的认识上。有人认为，在旧石器时期，我们的祖先只吃某一类食物、吃的比例也非常固定。实际上，人类学家发现古代的食物五花八门，比如马赛人的食物以肉、奶和血为主，而新几内亚人的主食是番薯、芋头和西米。至于食物的调配比例，也非一成不变。2000年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论文《世界各地狩猎-采集者饮食中的动植物摄取比例及营养素能量估算》中，列出了古人摄取的各种营养物，其中碳水化合物的比例是22%到40%，蛋白质是19%到56%，脂肪是23%到58%，变化幅度很大。

　　那么，到底怎样才算是“自然”呢?在10000多年前，人类就已经开始借助选择育种的方法改变食物的基因。如果当初没有选择育种，今天就不会有擅长抵御病原体、除草剂，营养更丰富的转基因作物，地球也只能养活现在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以黄金大米为例，它利用转基因提高了维生素A的含量，能使数百万第三世界的儿童不会因为营养不良而致盲，而这只是它的众多好处之一。那么对人的健康而言，转基因是否安全?根据欧盟委员会在2010年发表的《欧盟资助转基因研究十周年回顾》(A Decade of EU-Funded GMO Research)中的说法：在超过25年的时间里，我们考察了500多个独立研究团队开展的130多个研究项目，发现生物技术本身，尤其是转基因技术本身，并不比传统的植物栽种技术风险更大。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对转基因作物怀有恐惧心理?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人类学家艾伦·费斯克(Alan Fiske)提出了一项四元关系模型的理论(four-factor relational model)来解释人在处事时的情况，或许这个模型可以做出一些解释。这四种关系是：(1)公共分享(众人均分);(2)权威分层(分出上下级);(3)平等匹配(一对一交换);(4)市场定价(由易物变成金钱买卖)。在旧石器时代，我们祖先生活在人人平等的部落中，大体上，食物也会在部落成员之间平等分配(公共分享)。当这些部落结合成部落联盟和国家，食物和其他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就变成了常态(权威分层)。随着体制的发展，慢慢又出现了市场定价。

　　理解了上述关系遭到破坏的过程，我们就能理解转基因食物为什么会被当作道德问题，而不是生物学问题来看待了。举例来说，合租的室友只能各吃各的食物;如果吃了对方的，就必须为对方作出补偿(平等匹配)，而伴侣之间就不必这样斤斤计较(公共分享)。如果你请朋友到家吃饭，但朋友向你付钱，你一定觉得不高兴。但是，如果你去餐馆吃饭就必须付钱，而不是把餐馆主人请到家里招待一餐水平相当的美食。这四种关系模型的根基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是对公平和互惠的向往，当其中的一种遭受破坏，就会使人觉得愤愤不平。

　　依我的猜想，由于食物对人类的生存和繁衍起着重要作用，人们可能会认为转基因食物对公共分享和平等匹配构成了侵犯，尤其是转基因食物总是牵扯到孟山都这样遵循市场定价运作的大型公司。另外，将“天然食品”抬举到近乎神话的地位，再给许多转基因技术套上重重禁忌(还记得吗?人工授精也曾被认为是不自然的)，就造成了转基因食品是在亵渎自然的假象。

　　事情大可不必如此。转基因食品在科学上有根据，在营养上有价值，在人口不断膨胀的时代，也使人们能够继续生存，因此它在道德上也是高尚的。所以，且放开怀抱，尽情吃喝吧。

　　(本文转自《科学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