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诸大建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雾霾事件的面积已经覆盖了大半个中国，覆盖了中国三大城市带，这与上世纪40年代洛杉矶雾霾事件这样的单个城市事件，已不可同日而语。这实际上是在拷问中国的发展与管理模式，如果用联合国环境署倡导的PSR(压力-状态-响应)分析模式看雾霾，需要拷问三个层次的问题。当前，治标的思考有很多，但是治本性转型性的思考却不够。

　　第一层面是作为结果和状态的环境问题。全国各大城市针对雾霾有各种应急管理，雾霾治理有监、报、控三个环节。到现在为止，政府的许多工作主要是在这个方面，社会的焦虑也是在这个方面。应该说，政策方面的工作是有力度的，但是大多数是围绕技术层面在谈问题。

　　第二层面是作为原因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发展模式。尽管对雾霾成因存在分歧，但是从中国雾霾事件可以推导出我们发展模式的四大问题。

　　首先是以工业，特别是传统工业为主导的城市发展模式，中国城市化比例达到52%，工业化比重高达47%，两者比率在1.1左右，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9～2.0。其次是能源结构，PM2.5浓度增多与化石能源特别是燃煤有很大关系，中国能源结构中煤占了70%左右，上海目前也占了50%以上，国家目标到2015年也只能将燃煤调控到65%，而且煤的比重小并不意味着总量规模小，而是随着GDP扩展在增加。

　　再次是城市中的小汽车发展，中国小汽车保有量虽然没有美国的多，但是在城市中引发的污染远大于美国。我的看法是，中国不是保有量的问题，而是出行量的问题。美国纽约等大城市，人们开车很少是为上下班，欧洲、日本人更不是。第四是建筑排放、区域转移等问题。

　　以上几个数据比例，实际就是拷问中国城市发展模式的问题，也就是说，城市产业结构转型严重不够，小汽车出行模式成主导，火电推动的城市发展，再加上中国仍处在大面积的城市建设阶段。我们搞宏观管理和政策分析的就要琢磨，这个压力背后的驱动力在哪里?有针对性的治理政策是什么?

　　第三个层面是治理的问题。环境经济学的研究通常说环境问题是因为市场失灵。在市场占主导的环境中是如此。但是在市场不发育的环境中，就中国雾霾的治理原因而言，很大程度上，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导致的问题更大。

　　我认为，中国政府有关雾霾问题的治理政策需要改进。政府的发展政策到了需要重大调整的阶段，因为导致我们城市的工业结构偏重和小汽车依赖的第一推动力不是私人，而是政府。其次，政府部门间的合作需要加强，例如发展部门跟环保部门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不能将环保只放在事后应对的地位，而是要将环保融入产业结构、融入城市建设的源头管理中去。另外，区域间的政府横向合作需要加强，不能各自搞一块。雾霾治理仅靠一城一地的努力是难以奏效的，天空没有边际，风一来污染物就全部吹来了。

　　中国经济刚刚到了世界第二大，但是污染已经变成世界第一大了。从经济增长规模和城市增长规模的趋势看，要脱掉雾霾第一的帽子起码得准备苦苦干上20～30年。我们一直希望，国家能够通过跨越式的绿色发展，经济规模上去的同时，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能降下来。现在证明了我们还没有能够做到。

　　原来以为只要提高足够的效率，包括宏观上改变产业结构、微观上改变产品结构，就可以改善资源生态环境。现在发现这么大的经济规模，技术再改进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必须把GDP的增长规模降下来，降到合理的水平。所以雾霾治理不仅是环保问题，而且是发展问题，要和整个经济、社会、环境、治理综合起来思考。

　　在城市创新和转型中，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做加法的同时，还要在各种规模扩张上做减法，包括能源消耗、产能扩张和城市空间的调整。从根本上说，城市发展一定要控制无止境的物质规模扩张，这就是从发展的源头治理雾霾。

　　(本文原载于文汇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