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中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

　　2013年中国的GDP达到了58万亿。在过去34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8%，在人类史上还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这么快的增长速度。更快的增长还发生在收入上，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率是GDP的2倍，为20%，企业利润也在飞速增长，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去年净利润超过了6万亿。

　　那么，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与之相对应的，中国主要污染物排放已经达到了世界最高的水平，比如说二氧化硫、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世界第一; 2009年能源消耗量世界第一，2001年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世界第一，1996年钢铁产量世界第一，1990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世界第一。

　　中国占世界GDP总量为10.5%，但我们消费能源资源和排放污染物所占的比重远远超过我们的经济地位，世界10%的经济总量消耗了20%的一次性能源。我们的经济增量是以极大的资源环境代价来实现的，效率是非常低的。

　　根据经济学的增长理论，一定时期内假定技术不变的情况下，各种生产要素投入的数量和产出之间有一个比例关系，其中的投入包括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

　　通常认为，生产要素价格是市场来决定的，但有一个要素：环境要素，价格不是由市场决定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是失灵的，必须依靠制度。如果制度发挥不了作用，或者说制度执行得不严，环境要素成本低，环境红利就高。

　　中国经济增长这么快，基础是有三大红利：改革红利、人口红利，还有环境红利。近代以来中国贫穷落后，但把环境资源留给了我们，我们可以用极低的成本去使用它。但如果我们的行为不改变，当环境没有容量，没有能力降解、稀释和扩散的时候，就会造成环境的透支，相当于向子孙后代借资源。

　　环境红利可以解释为在生产、消费过程中，基于环境外部性产生的超额收益，这个收益可以分为自然条件下和本身具有的一些容量。我国工业污染排放标准是非常低的，是标准环境的5-20倍，如果以这么低的标准排放污染物，只能造成环境的进一步污染。当前不仅排放标准低，环境资源价格标准也低，全国综合加权平均工业用水的价格是0.26元/吨，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全年用了1000多亿吨水，只交了73亿元，几乎是免费用水。

　　工业企业因极低的排放标准和极低的水价而节省的成本，至少高达一万亿。经济学的一个定律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是这个定律在环境领域失灵了，因为不治理就没有成本，就是免费。我们有著名的污染者付费原则，第一条是，你污染了就得交钱；第二条是，让你付费的目的就是让你治理，因为你觉得付费代价太高，就会自己治理。你认为治理成本更高，你把钱交了，有人帮你治理；第三条是，你交的钱一定是全部成本，是基于环境无退化；第四条是，如果你不交钱，或者少交钱，就是污染者受益。第五条，不污染不付费。我们理应坚持这些原则，但实际上，我们排污收费收了30年，收费就是象征性的。

　　如今的环境红利会产生什么结果呢?这30年我们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净收益，但环境影响通常是滞后的，越往后环境问题越会显现，到了50、70年后，当跨过二代的时候，环境成本有可能把前面的经济收益全部搭进去了。

　　比如，现在20%的耕地被污染了，就是3.6亿亩，保守估计修复要6万亿元;全国59%的地下水被污染，修复费用甚至超过耕地。这些代价如果让后代人偿还，是违背人伦道德的。这些问题不断积累下去，就会爆发。

　　因此，我们看到的红利短期内很让人欣喜，但实际上是环境红利陷阱。今天，我们需要大力发展高效、循环、绿色产业，但目前这一产业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能源消费增长的速度，效率还是太低。

　　(整理自作者在南周2014绿色传媒活动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