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贾鹤鹏 美国康乃尔大学传播学系博士生

　　我们承认，伴随科技进步的现代性的发展，确实会带来新的潜在风险。风险社会理论中最为核心的一点还不在科学本身，而是在于社会组织和管理机制的发展，可能跟不上具有潜在风险的技术发展从而导致风险技术失控。

　　但是无论传统技术还是高新技术，都存在着出现事故的可能。我们不可能做到杜绝事故，只能是让出现事故的可能性更小，危害性更低。在这方面，新技术，包括各种争议性技术，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和危害性比起传统技术来，实际上是更小而不是更大。原因很简单，因为新技术的发展，越来越把控制风险作为其内在的一个环节。

　　以核电技术为例，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确实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但即便如此，核电事故相比于传统的火电事故来讲，不但数量少很多，在世界范围内，单位发电量造成的死亡人数, 也只是传统煤电的1/40(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统计)。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造成的死亡和癌症后遗症数量较多的原因，与前苏联当局对此的隐瞒和处置不当也有直接关系。与之相比，2011 年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尽管灾难程度不亚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但造成的直接死亡数量为零。

　　其次，看待新技术的潜在风险时，我们也应当采取更加广阔的视角。比如有人提到的化学农业，其对生态当然存在危害。但据中国农科院研究员林敏引述的一项研究指出，如果不采用农药与化肥等现代农业技术，传统农耕文明的每500 公顷能养活的人口约为1000 人，而现代化农业能养活的人口，同等土地则至少为5000 人。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罗伯特·帕尔伯特指出，以现代农业为主导的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1990-2004 年粮食产量增加了5%，农耕地减少了4%，灌溉用水减少9%，多余氮肥使用减少17%，农药使用减少5%，农业总耗能增加了，但增幅只有其他行业的1/6。

　　必须承认，转基因技术是现代化学农业的自然延伸，而这一延伸实际上降低了现代化学农业对环境与健康的冲击。据德国哥廷根大学科学家2011 年发表在《生态经济》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印度自从7 年前采用转基因棉花以来，其棉花种植已经减少了50% 的化学杀虫剂使用，其中剧毒农药的用量更是减少了70%。据此每年减少了数百万起农药中毒事故。转基因作物对环境的益处，主要体现在通过提高作物产量而减少耕地使用，减少杀虫剂使用，以及使用更加高效低毒的除草剂上。

　　科技发展在带来风险的同时，也在创造着解决这些风险的技术。比如全球变暖会对环境和人类社会带来重大的损失，但人类的工业化活动也创造了各种新能源的技术。如果这些技术能得到广泛的应用，那么人类的碳排放将在几十年后大幅下降。而我们到目前为止并不能找到任何证据证明，人类技术造成的风险一定在增加。

　　那些认为科学的快速进步不能得到社会力量的制约从而会失控的说法，尽管具有理论的可能性，但不能得到现实证据的支持。我们在影视文学作品中，不断会看到诸如“邪恶博士”“章鱼博士”或者“僵尸博士”这样邪恶的科学家，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出现过任何一位这样的“博士”。

　　现代科技的发展已经远远不是靠科学家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实现的了。昂贵的实验设备、大量的人员投入才能产生有限的研究成果。任何大型科研项目都需要在常规途径之外，通常是向科学界之外的政治家来申请，这使得某个“邪恶科学家”通过控制新技术来做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也许有人会说，如果出现了政治家与科学家串通一气，则有可能出现科学成果被邪恶力量利用的灾难性后果。的确，美国历史上就发生过“优生学”得势的耻辱事件，有的州以“优生学”为依据，禁止生理缺陷者或者被“诊断”为犯罪倾向者生育。

　　为了规避类似的风险，对科学与社会发展的探讨始终不能回避科学发展的民主参与。二战后西方国家的基层民主参与实践，一直以科学、健康及环境议题为主，正是基于此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