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侃 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植物转化中心主任

　　科学家研究转基因的初衷，是想用转基因的方式增加植物本身的性能，减少使用化肥农药，到目前为止，科学家依然把转基因作为最终的有机和持续型农业的方向。但科研的过程中，我们没有预想到人们会对转基因技术产生误解和扭曲的认识。

　　从转基因技术诞生的那一天，我就在做相关研究，对于整个历史知道得一清二楚。1996年，绿色和平组织开始在欧洲反对转基因，2000年，在美国就有一些研讨会，谈论转基因技术何去何从的问题，是否要在这个领域投入资金。十几年之后，这个现象终于进入了中国社会。现在中国表现的类似于之前欧洲社会对于转基因的恐慌，只不过是用中国的方式表达了出来。

　　美国没有出现过对转基因技术的恐慌，在欧洲却有。我和许多美国人、欧洲人讨论过。我的个人看法是，在欧洲，一般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比美国低很多，欧洲人对政治的参与度比较高，而美国人比较天真，对政府普遍比较信任。再加上当时欧洲出现了很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如疯牛病等，还有美国粮食进入欧洲，当局正好使用转基因作为贸易壁垒。多种因素导致了当年欧洲对转基因的偏见。

　　而现在，国内很多人反对转基因时的言论，只是把十几年前外国人的观点翻译过来，并没有新的东西。我们滞后了十几年，但表现得更激烈一些。

　　当前中国国内对转基因的讨论，与国外最大的不同还在于媒体。十几年前，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还没有出现，人们获取信息主要通过传统的报纸电视，而现在社交媒体上的很多东西是不可信的，鱼龙混杂会给很多人带来困惑，大部分人也没有时间去辨明真伪。也有些媒体和记者专门去追求火热新鲜的刺激新闻，造成人们的恐慌。

　　15年前，当欧洲对转基因很抗拒的时候，中国对转基因争论一点都不感兴趣，觉得转基因很好。当时中国民众对科学家很信任，都觉得科学家说转基因很好那应该就是好东西。

　　但现在，我感觉到中国民众对科学家的信任度降低了，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科学家在闷头做实验，做应该做的事情，但也有一部分科学家在做假数据或是在做哗众取宠的事，结果使得民众感觉科学都不能信任了。既然政府不能信任，科学家也不能信任，到最后只能是谁叫得最响就听谁的。

　　这些问题事实上反映了科学和媒体的责任，在民主社会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还有政策制定者的责任，他们不应该受到诱惑。

　　对我们科学家来说，这是一个“教训”，警告科学家思考自己的责任和作为。如果我们自己不值得信任了，就没有办法去让别人信服。

　　对于转基因农业技术应用的前景，如果社会不接受，那么这个产品可以暂时不使用，技术可以先放在那里，但问题是，如果完全没有应用前景和市场需求，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就动力不足。对国内科学家也是这样，如果没有应用前景和市场需求，应用的和基础的试验无法做下去了，整个学科就会停滞，西方科学家们也有这样的顾虑。

　　因此，只能指望上层科学家里有明智的人对政策的决定产生影响。为什么中美都要发展空间技术?为什么我们经常要发射卫生星，要去月球?这就是战略远见性，很多情况下需要政策制定者来决定。

　　我已经和反对转基因的人争了十几年了，一开始我试图从生物学上、从农业上进行解释，给出了许多的实验数据，想以科学证据来据理力争，后来我发现，他们并不希望被说服。

　　他们就在那里，持着一种意见，永远会存在。现在我觉得，他们不想接受转基因食物没有关系，这是他们的选择。但是大家都要尊重科学的数据和结论。不应该误导普通民众，不应该阻止这项重要育种技术的发展。我尊重所有人对我们的技术提出异议，因为这样可以刺激我们对技术的改进和发展。(选自“赛先生”对作者的专访，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