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深圳市人大代表自行购买蔬菜送检，并根据送检结果约谈政府部门的系列报道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关注。对于人大代表的行动，舆论一片叫好声，作为一名消费者，我也觉得有人监督政府对大家来说是好事，毕竟他们确实可能发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当人大代表拿出那些“惨不忍睹”的科学证据时，我有点无法忍受了。

　　首先，用小样本否定大样本的做法很不科学。抽检合格率是科学监管的重要依据，但它并非可大可小的“如意金箍棒”。采样点的选择、样品类别的选择、采样量、检测项目均要考虑当地消费者的饮食结构、消费量等因素，目的是用有限的人力物力尽可能在统计学上反映食品安全总体状况。

　　为此，深圳市食品监管部门2014年投入1个多亿，已经检测了39万多次。而人大代表们花了几万块钱，测了几百个样品，然后就表示“我们认为，能总体上反映我市农产品安全现状”，这满满的自信心从哪来的?如果几百个样品就能否定39万次的检测结果，那倒是替纳税人省钱了。可监督政府不是“过家家”，如果信不过政府的数据，应该质询的是其抽检计划是否科学合理，实验室质量管理是否过关，数据的披露是否及时、完整，而不是拿小样本数据来较量。

　　其次，媒体报道中大量使用快速检测的结果来暗示农药超标情况严重，这也是很不科学的。快速检测作为筛查方法是非常粗线条的，错杀(假阳性)和错放(假阴性) 都很正常，因此必须用仪器方法作为仲裁。这就好比在家用早孕试纸测出来怀孕，还需要到医院做正规检测才知道到底有没有怀孕。

　　比如媒体标题说“农残抑制率高达99%”，媒体进一步解释说“抑制率越高毒性越强”。这完全是错误的，抑制率和毒性高低根本没有必然联系，否则如何解释一份抑制率98%的茼蒿含有农残每公斤0.17毫克，而抑制率79%的生菜反而每公斤0.35毫克?人大代表还说，国内农残抑制率标准为50%，超过此标准意味着农药残留超标，实际上，抑制率跟农残超标也是两码事。

　　此外，数据的研判解读往往比数据本身更重要，但相关新闻中的数据解读可谓“稀烂”。比如水胺硫磷在蔬菜中并无限量要求，但报道却说“豆角超标”，这一说法从何而来?氯氰菊酯属于拟除虫菊酯类农药，并不能使用酶抑制率法(该方法仅适用于部分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同样是西洋菜，毒死蜱残留为每公斤0.22毫克时是超标2倍，而0.08时却显示超标1倍，这数学是谁教的!

　　以媒体披露的少量碎片信息就能发现如此多的问题，不知道约谈政府部门的人大代表们是否还“对结果很有信心”呢?尽管声称是在供港基地检测的，但是供港基地的结果不等于香港监管部门认可。如果香港人知道供港基地就是这个专业水准，又会怎么想呢?

　　当然，人大代表们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和思考也要肯定，比如他们认为应该“完善食品追溯制度，将工作做到前端，从而减少末端检测”就非常符合源头控制、过程管理的思路。代表们对政府部门的抽检合格率“虚假繁荣”的质疑也是公众普遍的怀疑，希望代表们通过督促政府及时、充分地公开相关信息，还公众一个明明白白。事实上，监管部门不应该等代表们督促，而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风险交流。

　　食品检测是有门槛的，这个门槛不仅仅是高昂的费用门槛，更是食品安全的专业门槛，这绝不是找一家检测机构做几个数据就可以指点江山那么简单。目前媒体报道中的第三方食品检测多数像“过家家”，出现过很多乌龙事件，甚至有利益推手操纵的痕迹。食品安全说到底是个信心问题，重建信心、传递正能量不能靠粉饰太平或者靠喊口号，但也不能把舆论监督当做儿戏，应该依靠科学，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情。

　　(文/钟凯 食品安全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