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元海 东亚史研究者

无论古今中外，“吃”的问题从来就是全人类所关注的问题。不过，自人类祖先在全世界繁衍生息的数百万年来，绝大多数人类对食物的要求仅限于果腹而已。食品安全问题实则源自于工业革命后，工业革命将数十百万的农村人口引入到了城市，巨大的食品需求在催生出近代食品工业企业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如“有毒物质”“食品添加剂”“细菌超标”等现代食品安全问题。

作为后发工业化国家的日本，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较之欧美国家要晚。早期的食品安全问题，主要是工业污水对农业和渔业水源的污染。现在已知最早的食品安全案例是1910年发生在富山县神流川流域的“痛痛病”。当时，在这一区域的居民中大量出现了原因不明的“骨疼病”。“痛痛病”的元凶是三井金属神冈工业开采铜矿时随意排放的富含铅、镉等重金属的工业废水，污染了整个神流川流域的地表水源和浅层地下水源。该流域居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食用了被重金属污染的水源浇灌出的有毒大米和蔬菜。尽管日本政府很早就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但直到1971年日本最高法院裁定三井的法律责任之前，没有任何一届日本政府认真解决过这个问题。

日本的食品安全问题得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谈起。战败之后，由于粮食供应极度紧张，日本长年实施了粮食配给制度(名义上持续到1982年)。可是，在战后的头几年中，配给粮出现的各种质量问题层出不穷。尤其以1951年发生的产自缅甸的配给米中三分之一发生霉变的“黄变米事件”的负面影响最大。迫于民意，日本政府在1950年代初推出了以规范和约束食品生产厂商为目的的《日本农林规格》，即JAS法规。法规出台之后，只有符合其规定的生鲜与加工食品才被允许进入日本国内市场。

尽管有了JAS法规的约束，日本的食品安全问题依然没能得到有效的改善。不仅如此，在上世纪50、60年代，日本接连发生了数起后果和影响均十分恶劣的食品中毒事件。在1955年的“森永毒牛奶事件”中，森永乳业生产的含砷“毒牛奶”夺走了131名消费者的生命(中毒12159人)。1956年熊本县的“水俣病”事件，由CHISSO化工厂排放的污水所造成的当地近海鱼类的污染，造成了157人死亡、968人中毒的惨祸。1965年，新澙县昭和电厂排放的含汞污水引发的淡水鱼污染，1968年的“含镉食用油事件”均造成了数十人死亡，成百上千人中毒的后果。

除了这些恶性事件之外，当时类似用鲸肉或马肉冒充牛肉的假冒食品更是屡见不鲜。1968年，日本出台《消费者基本保护法》，70年代后，日本各地开始纷纷设立消费者生活中心。至此，日本的食品安全问题略有改善，但恶性食品安全问题依然时有发生。

日本政府内部一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优先考虑食品生产企业的行政理念。以上述的JAS法规为例，在2000年前，农林水产省对于违规的食品企业一直采取“行政指导整改”和“不公开批评”的基本方针。也就是说，为了保证企业利益，农林水产省不向社会公开违规企业的信息。在这种“护犊子”心态的左右下，JAS法规在出台后的几十年间基本无效。

直到近年，农林水产省的官僚们依然没有改变这种心态，例如，前农林水产相太田诚一就曾经发表过“日本国内的食品其实没什么问题啦，只不过消费者们大惊小怪，我只好管得再彻底些”的言论。日本政府迟至2003年才制定《食品安全基本法》，建立直属内阁的食品安全委员会，同时确立了向社会公开违法食品企业信息的制度。

今天，根据修订后的JAS法规，在日本的超市和生鲜食品市场中出售的生鲜和加工食品都会明确标注“农药残留”“原产地”和“添加成分”等产品信息。就普通日本国民的消费心理而言，除部分农民特别青睐本乡本土的食品之外，大部分人都认同“日本国产”和“大牌食品厂商”的食品“吃得放心”的理念。但是，从上述案例可知，它们的“案底”并不令人满意。

(本文选自观察者网，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