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埃丽卡·切克·海登 《自然》杂志驻旧金山记者

斯蒂芬·许上个世纪70年代生长在爱荷华州的埃姆斯大学城，在那里他的周围满是早熟聪明的教授子女。2010年前后，他意识到，DNA测序技术可能已经发展到足以解释为什么一部分孩子在同龄人中更为聪明。

说真的，他一开始没有设想过公众的反对——直到研究参与者之一、纽约大学心理学家杰弗里·米勒在新闻媒体上做了一些激烈的评论。米勒预测说，一旦这个项目发现了智力基因，中国人就会开始胚胎检测。许和他的同事们很快发现，他们的科研项目刚刚起步，就受到了猛烈的批评。

与行为遗传学的其他受争议领域一样，遗传对智力的影响很可能是通过无数基因起作用的，它们每个都只发挥极小的效应，而这些在小型研究中是难以发现的。几十年以来，出于社会或政治原因，科学家们一直谨慎地行走在遗传学研究的一些特殊领域中，其包括对智力、种族、暴力、性取向的研究。

这种谨慎的根源是广泛传播但过时了的观念：遗传学是主宰事物的力量——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下，人的基因可以准确地预测人复杂的行为和性状。公众和许多科学家一直在这个基础上错误地解释着现代科学发现——害怕遗传学将导致新的优生学时代，使已经边缘化的群体受到不期而至的牢狱和歧视。

但是如果在特定的领域预先画定红线来阻止类似的研究，显然就会破坏科学研究本身，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联合学院的克里斯托弗·查布利斯如是说。在一些领域内，研究资助正在干涸，研究人员们被劝阻不要进入那些充满希望的领域。他说：“任何时候，因为任何事情，用一种禁忌或者规范来反对研究某事物，都会扭曲研究者的优先权，并有损对相关主题的理解。

在科学界，种族可能是受到遗传学禁忌监管最重的领域之一，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科研人员们已经发现了它与其他争议性性状如智力的横向联系。在社会科学和生物科学之间存在广泛的共识：作为人类群体的代表性称谓，种族并不是非常的彼此不同。来自相同种族的两人之间可以比来自不同种族的两人间有更多的遗传学变异。因此，尽管存在广泛的假设，在研究生物学性状乃至医学脆弱性的遗传学时，种族不是特别有用的使用范畴。

暴力的禁忌水平属于一般。十年前，研究人员报道拥有单胺氧化酶基因(MAOA)的某些变体的人，对儿童期虐待的后果有一些自我保护能力。其他低水平表达其编码蛋白的人，如果受虐待，更可能犯罪。

印地安那大学的法医精神病学家特蕾西·冈特于是将研究领域转到行为遗传学，希望找到鉴定和主动治疗高风险个体的方法。很快她发现她的工作变得复杂起来，因为很难精确定义犯罪行为，也不可能将环境与先天影响分离开来;还有，人们越来越同意的是，行为是受大量微小的遗传因子影响的。十年后，她说：“我开始这项工作时有关行为遗传学的简单化观念是错误的。”

尽管有这些警告，并且有些研究不能重复最初的MAOA基因发现，一些律师已经将MAOA基因检测与儿童期虐待或生活压力史结合起来，以试图减轻刑罚。但情况可能会随着科学发展有所改变，但是到目前为止遗传学改变事态的作用与传统减刑因素并无二致，这些因素包括一个人的生长环境。

有时，政治气候的转变会给研究工作带来污辱性打击。例如，1993年，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的遗传学家丁·汉默受到了来自政治保守派的猛烈批评，原因是他发表了一篇报告认为X染色体的一个区域可能与同性恋有关联。有些科学家也对他工作的一些方面提出了批评。今天，性取向的遗传学研究已经受到了美国男同性恋社区的欢迎。在取得了同性恋具有一些遗传学基础论断的支持后，他们对2008年禁止同性别结婚的加州公决决定的攻击获得了成功。

洛杉矶加州大学社会与遗传学研究所所长埃里克·维兰说：“形势出现了巨大转变。” 但他补充说，那并不意味着所有对性遗传学的研究都将同样地受欢迎。举个例子，他想要研究同性恋的表观遗传学，搜寻那些可能影响该性状的环境因素，该工作没有得到资助。

(本文原载于《自然》，李升伟译，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