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冷哲 旅美博士生

　　8月28日，我国翻译家孙仲旭因抑郁症不幸自杀身亡。而之前的8月11日，美国电影演员罗宾·威廉姆斯也因抑郁症而自杀，这引起了舆论对这一疾病新一轮的关注。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知名人物受抑郁症困扰甚至自杀，所以有一种观点怀疑这是不是一种“带有阶级性”的疾病。实际上抑郁症分布非常广泛，据估计，我国有6.1%的人口患有抑郁症，而美国有9%的人口患有抑郁症。因此，患病人群显然并不只是一些知识分子和知名人物。

　　但越是知名人物，其患有抑郁症的情况才越是容易被报道。而抑郁症患者由于病情造成的过度自卑、自责等原因，不愿意向别人吐露病情，于是很难被旁人了解。再者普通人往往缺乏判定抑郁症的相关知识,因此人们会更频繁地听说知名人物患有抑郁症，而不是身边的人患有抑郁症。

　　但从另一方面说，由于工作环境等其他原因，确实是有一部分人会比另一部分人更容易患上抑郁症。工作压力、决策压力、焦虑往往是引起抑郁症的主要因素。越是位高权重的人士，就越可能有这方面的隐忧。

　　此外，户外运动和社会交往都有利于避免或减轻抑郁症，而很多知识分子都是独立工作，恰恰运动和社交相对较少，所以患上抑郁症的概率就更高。也有人认为，恰恰是这些人的内向性格，决定了他们会选择较为孤立的工作环境，并因此加大了患上抑郁症的可能。

　　虽然抑郁症是不是“阶级性”疾病还有争议，但从抑郁症的治疗倒是能看出国家间的“阶级”差异。像中国这样刚刚开始普及抑郁症知识的发展中国家，往往面临的是大众对抑郁症警惕不足，使得大量抑郁症患者无法意识到自己需要心理或药物治疗，因而被延误，甚至自杀。而欧美一些广泛普及抑郁症知识的发达国家，又面临着抗抑郁药物滥用的问题。

　　有一部分人在了解了抑郁症的相关知识后，不但不会忽视抑郁症，反而会将正常的抑郁情绪(甚至是正常的非愉悦的平静情绪)也理解为一种应该利用药物进行调节的状态。这就导致了这些国家中，诸如百忧解(Prozac)等抗抑郁药物的滥用。

　　1998年，美国仅有1120万人服用抗抑郁药物，到2010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为2330万。在过去20多年中，欧美发达国家百忧解的使用量常常以每年10%-20%的速度上升。我国目前抗抑郁药物的使用量也在以类似的速度逐年递增。

　　发达国家的这种现实，固然体现了关于抑郁症的知识越来越普及，社会对抑郁症越来越警觉。但另一方面，社会中已经毫无疑问地出现了药物滥用。英国的一些中学生甚至开始在考前服用百忧解，以应对考试焦虑。

　　这就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正常抑郁情绪通常不需要干预，而轻度抑郁症可以通过自我调节或心理治疗获得恢复。抗抑郁药物带有副作用，怀孕期服用不利于胎儿。虽然抗抑郁药物成瘾性极低甚至被认为没有成瘾性，但没有抑郁症而长期滥用抗抑郁药物仍然会成瘾，并带来其他症状。比如滥用百忧解就会有多话、易怒、心律不齐、多汗等症状。如果滥用药物成瘾，戒除时还会有诸如抑郁、失眠等戒断反应。

　　同时，另一些人则想尽办法利用各种抗抑郁药物来获得吸毒一般的快感。他们通过大剂量服用、吸入或注射抗抑郁药物来寻欢作乐。由于抗抑郁药物成瘾性极低，而且便宜易得，这就吸引了很多年轻人滥用药物。

　　大剂量使用抗抑郁药物，甚至违反使用方式(比如将口服药物水溶后注射)，这比前面所说的长期按正常剂量滥用抗抑郁药物带来的后果更为严重。在加拿大，滥用抗抑郁药物“威克倦”来获取毒品般的快感，已经造成数人死亡，并给其他一些人带来严重的身体损伤。

　　可以预见，类似的问题很可能会在我国也逐渐浮现。我国政府在推广抑郁症预防、治疗知识的同时，也应该开始关注相关的药物滥用问题。

　　(本文原载于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