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记者 洪广玉  编辑/孙燕燕

村里给孩子办满月，桌数、厨师等都发到食药监管人员手机上。《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征集意见之际，来看甘肃独树一帜的监管经验。

▲兰州市“九州厨房”食品工业园内引入了第三方检测机构

“你看，这是刚接到的一条农村集体聚餐的消息，孩子过满月，报告人是谁，多少桌酒席，厨师哪的，都很清楚。” 在甘肃省永登县武胜驿镇食品药品监管所里，工作人员指着手机给记者看。

根据这条信息，所里的监管人员会和相关厨师进行联系，询问办酒席的肉、菜、调料从哪里进货，告诉他们要怎样进行质量把关，并强调餐饮操作要点。

中国至今仍有6亿多人生活在农村，而农村是食品安全风险最高、监管最薄弱的地区。据公开数据，卫计委每年收到食物中毒报告为600~800起，死亡百余例。有研究估算，全国每年应该有2亿~3亿人次发生食源性疾病，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发生在农村。而要将食品安全监管从中央落实到省、市、县，最后贯通到乡镇和村，其难度之大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金昌市配置的农村聚餐用流动餐车

10月20日，国务院法制办开始对《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公开征求意见，其中重申“积极构建统一权威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直指当前全国各地陷入困境的食药监管机构改革和建设问题。北京科技报“科学加”客户端记者曾于8月底走访甘肃基层,他们的经验或许值得参考。


▲金昌市某美食城对各商户餐具统一清洁消毒

把食药监管牌子挂到了村里

永登县武胜驿镇因明代武胜驿站而得名，这里距兰州市有一百多公里，是河西走廊的东门户，而武胜驿村位于镇中心，据村主任康连胜介绍，这里是个大村，有一千多户人家，村上有美食一条街，包括55家餐馆， 53家食品经营户。


▲甘肃省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报告登记表

马福山已经在镇上开了20年的餐馆，他告诉记者，在过去，镇上并没有专门的食品监管人员，开餐馆也就办个证，要求比较松散。2014年之后，武胜驿村设置了食品药品协管站，要求店里从业人员要有健康证，进货要做台账，并给他们讲解食品安全常识，比如餐具要用消毒柜，生熟要分开等。


▲永登县武胜驿镇食药监管所外景。甘肃省的食药监管机构已经建构到每一个乡镇、街道

在武胜驿村村委会里的办公区，记者看到食品药品监督和农业检测、养老保险、合作医疗的牌子并列挂在一起，而且有人员定点工作，这很让人吃惊。这意味着在甘肃，食药监管无论从机构设置还是工作机制上，都已经覆盖到了农村，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恐怕都是前所未有的。

永登县武胜驿镇食药监管所的人员介绍说，如今各村都成立了食品药品协管站，一般由村支书任站长，村主任为协管员，村医及各社社长为信息员。信息员每天都要给监管所里汇报情况，汇报内容主要是农村集体聚餐、假冒伪劣品进入农村的信息，农民使用高毒农药、农药滥用也要汇报，监管所最后把信息汇总到县食药监局。


▲武胜驿镇武胜驿村村委会里的办公区挂着“食品药品监督”的牌子

据了解，甘肃全省有1228个乡镇、115个街道，共设置了1338个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由此，从村到乡镇、再到县、市、省，食品安全监管的“脉络”全部打通了。

食药监体制改革“翻烧饼”引高层重视

在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后，食品安全领域风云变幻。2009年《食品安全法》出台后，到2015年又更新一版，在公众和媒体的空前关注下，在食品安全事件的催促下，食药监管体制也经历了一轮轮改革。从“九龙治水”的多部门管理到收归到国家食药监管总局、农业部监管，调整力度极大。

在2016年7月初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张德江委员长作了关于检查《食品安全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报告中指出，2015年以来，部分市县将新组建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与工商、质检、物价等部门合并为“多合一”的市场监管局。这一方面有利于精简机构，整合行政执法力量，但另一方面也有些地方弱化了食品安全监管职能。

各地探索“三合一”“多合一”的模式，源于2013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地方改革完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的指导意见》(以下称“18号文件”)，该文件强调各地政府在体制改革时“原则上参照国务院整合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职能和机构的模式”，并不完全排除各地进行探索。此后，全国各省出现了食药监管的多种模式，甚至有内蒙古自治区这样组建市场局后发现效果不彰又将食药监部门独立出来的情况。有舆论将这种反复改革的情况称为“翻烧饼”。

不同模式各有利弊，但毫无疑问，体制改革不只是发文件，涉及到大量的职权和人事变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基层食药监管队伍。有多个地方食药监局的负责人在行业内研讨时表示，频繁的机构调整会导致人心波动，监督工作没有连续性，监管人员的专业性也无法培养。

汪洋副总理在上述人大常委会会议上，也明确表示要争取拿出办法，推动地方尽快理顺食药监管的体制机制。而对于具体的走向，各方多有猜测，但并没有定论。

甘肃省闷声放大招，经验值得参照

甘肃省并非唯一严格遵照国务院18号文件进行改革的，但很可能是改革最顺利、最彻底的一个。

“2013年7月，省政府出台了《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省市县都确定必须完成的时间表，省局、省编办亲自下去督查落实，这起了决定性作用。”甘肃省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改革要做好顶层设计，比如甘肃省连各个市、县有多少编制都直接定好，然后从上至下强力推进，人事跟着责、权很快到位了。

而甘肃的改革之所以能成功，更得益于他们早就有探索的经验。在过去没有机构的时候，甘肃省就在每个乡镇设立了“专干”，以部分行使监管的职能。此后，在庆阳市宁县直接成立机构，在全县调配98个干部，分到18个乡镇，作为专职监管人员。而在2013年体制改革后，这部分人顺理成章成了基层食药监管的生力军。

在今天全国各地的食药监体制改革中，最难、最复杂就是人员和机构的问题。很多地方从工商、质监部门划转了一部分人员到食药监，但从数量上仍然无法把基层监管机构撑起来，另一方面监管的专业性也不够，还存在和原班人马的融合问题。

“国家只有划转政策，但基层有可以盘活的资源，这叫调剂，庆阳地区是划转和调剂结合，这样就把人员问题解决了”，该负责人解释。直到今天，甘肃省食药监新增的人员中，有工商划转1700多人，质监划转300多人，而从乡政府、卫生院调剂过来的有5000多人。

推广不锈钢分菜夹，为了食品安全移风易俗


▲金昌市推广的分菜夹

在甘肃省金昌市就餐，记者看到一样从未见到的东西：分菜夹。这个像钳子一样的东西，可以让每个人夹自己的菜，食物不会交叉。除了配有分菜夹，饭店的所有水杯都有明显标记，不会混淆。

谈到这项做法时，金昌市食药监现任局长方怀天解释说，“中国是个胃病高发的国家，而感染幽门螺旋杆菌是胃病的主要病因，这跟中国人特有的聚餐方式有关，分菜夹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记者了解到，这位局长来自医院系统。

为了能争取到更大的支持，方怀天多次向市领导“推销”他的理念，“食品安全和卫生工作要前置，现在多投入点，抓好了食品安全和疾病预防工作，比将来的治疗要省很多钱。”这是他在当医院院长时深刻认识到的。

市领导认同了他的想法，并在全市发起了“文明餐桌”，其具体做法包括服务员给客人点餐时，提醒吃多少点多少，不要浪费，甚至主动帮客人按就餐人数1：1.5的比例配菜;吃不完要打包，对客人和服务员都奖励，打包6次后免费送一个金牌菜。为了推行相关做法，金昌市进行了强大的宣传动员，并配合奖罚措施。

“文明餐桌”行动也进入农村。金昌市特别配制了一种新型流动餐车，用于酒店承接农村集体聚餐。车里配有标准厨房，有自助分餐台、筷子消毒仪等，属于中餐的做法、西餐的吃法，以解决农村食品安全最大的风险点。

移风易俗是要冒风险的，不过分菜夹至少已经在金昌市餐饮行业推广开来。有意思的是，采访的记者一行也很快接受了，以至于离开金昌后，在其它地方就餐时，主动问起服务员“有没有分菜夹”。

以问题为导向，才是改革的内在逻辑

在甘肃省，记者还看到很多创新的做法，比如金昌市区的某个美食城里，表面看这里和全国其它的美食城没有区别，不同之处在于，美食城有一家公司进行集中管理和服务，不仅仅帮助各门店统一办理证照，还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提供服务：统一一个前台收银，避免收银员收了钱又去接触食物;各店每天将米、面、肉、菜报上来，由公司把关进货; 配置超声波洗碗机给餐饮具集中清洁，统一回收处理餐厨垃圾。

所谓监管创新，也不全是小打小闹。在兰州市，记者看了一个貌似新开发的“楼盘”，它是政府打造的“主食厨房” 食品工业园区。这个工业园占地500亩，总投资35亿元，目前是第一期工程，已经有104家企业入驻，其中不乏由小作坊升级而来的小型食品企业。

园区最大的特点是，既考虑到食品企业发展的需要，又兼顾食品安全监管。也就是说，园区管理方是服务和监管两手抓的，既帮助企业搞定基础设施、办证，提供最初的孵化，也对园内企业进行食品安全指导、督查。兰州市食药监局还帮园区引进了一家检测机构，专业为入园企业提供原材料、生产加工、出厂检测服务。

樊小虎是一个80后创业者，他告诉记者，过去在家乡做豆腐，已经有不错的口碑，但规模还是很小。入驻工业园后，园区给了他很大扶持，他开始对传统工艺进行改造提升，日产量翻了两倍多，更重要的是，生产环境更好了，能够有效避免生产过程中的污染问题，而且相比过去，配送到兰州市区的距离更短了。

在谈到这些措施时，甘肃省局相关负责人一针见血地说，“改革改了这么多年，不要忘了我们为什么要改革，改革是要解决现实问题的。一切以问题为导向，做好顶层设计，然后把工作一步步做下去，这就是最好的经验。”

这一观念，或许不仅适用于食药监管领域的改革，也适用于中国其它领域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