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柯观

　　或许国家领导人也很喜欢科幻，但更合理的解释是，国家把科幻作为科普的一种形式、象征，或者是引导公众关注科学的路径，这意味着中国未来会更重视科普。

　　从2006年在《科幻世界》杂志上连载开始，中国当代科幻领军人物刘慈欣和他的代表作《三体》三部曲，终于在这个秋天迎来了最为荣耀的里程碑：凭借《三体》第一部的英译本，刘慈欣获得了世界科幻界最高奖项之一的“雨果奖”;而后，他又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的接见。

　　无论是李源潮副主席对《三体》的评论，还是科幻作家和国家领导人座谈纵论创作的事实，都让科幻迷们激动不已。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也在“旧瓶装新酒”之后，再度出现在微信朋友圈里：中国科幻，是否就会在这个金秋，走上期待已久的康庄大道，乃至进入文化的主流?

　　如果回溯中国科幻的历史，我们或许会发现《三体》是一个难得的特例。从2007年成都国际科幻·奇幻大会上的“人列计算机”表演，到科幻迷们发在新媒体上的“世界属于三体”的留言，《三体》已经超越了科幻作品本身。或者说，就像《星球大战》的粉丝会将电影里的“原力”引为现实生活中的信仰一样，对《三体》的酷爱与追捧，也已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亚文化。在中国的科幻作品里，这样的“待遇”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即使是改革开放初期热卖的《小灵通漫游未来》，也没有太多的“余波”可以回荡至今。

　　仔细玩味《三体》的火热，我们不难发现，互联网的普及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和新媒体带给粉丝们的沟通与传播优势非常重要。但在此之外，《三体》和《小灵通漫游未来》这两次跨越大约30年的科幻热潮，还可以折射出更多的东西。如果说“小灵通”进入高科技城市的采访经历，是当年“科学的春天”到来，公众渴望新知的写照，那么，《三体》三部曲里的种种波澜壮阔，其实是现代中国的某种影射。

　　正如青年科幻作家陈楸帆所言，在1983年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将科幻打入“冷宫”30多年之后，国家权力终于发声，将科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功能性上进行了肯定和接纳。但与此同时，作为一种交换，科幻的思维也要在国家的正统思想和主流价值观体系之内驰骋，为大国崛起、科技兴国、万众创新等“主旋律”助力。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评论者相信，今天的《三体》和当年的《小灵通漫游未来》都蕴含着中国科普体系建设的风向。

　　因此，李源潮手中那本写了不少批注的《三体》，或许能成为国家领导人喜爱科幻的反映;但更合理的解释是，国家倾向于把科幻作为科普的一种形式或者象征，乃至引导公众关注科学的独特路径。这意味着中国未来会更重视科普，重视公众科学素质的提升。

　　将科幻纳入科普的范畴当然也不坏，但科幻的价值却不限于科普。110年前，当年轻的周树人通过日语译本，将儒勒·凡尔纳的作品介绍到中国的时候，他的确相信，科幻的价值在于用活泼和公众喜爱的方式传播科学，使人们乐于接受新知，“导中国人群以进行”。但是如今，我们早已意识到，科幻更大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以思想实验的方式，探讨人与技术进步可能的关系，乃至科技史上“夭折”的路径，并思索技术可能的负面效果。

　　于是，我们才能在凡尔纳的《机器岛》里看到，囊括当年先进技术的机器岛，最终毁于贪婪和争权夺利。《侏罗纪公园》里失控的恐龙，在吞噬人类的时候，也吞噬掉了现代科技带给人类的那一份盲目自信和沾沾自喜。老舍80多年前在《猫城记》里对中国人劣根性的剖析，如今看来仍然鞭辟入里。甚至，在汽车和飞机刚刚出现的时候，科幻作家就已经预言了交通堵塞、机场限流和民航常旅客计划，并将其写入到作品之中。对人与技术的关系将会如何演进的思辨，才是科幻的价值所在。

　　正因如此，建立规则再迅速打破，或者说乐于挑战边界和禁忌，是科幻天然的基因。甚至可以说，只有能让幻想自由无羁的、充满开放态度的环境，才是适合科幻生长的土壤。纵观中外科幻史，每一点墨守成规的苗头，都会最终带来创作的荒芜与凋零。所以，《三体》的辉煌和随之而来的蝴蝶效应，对中国科幻既是机遇，也是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