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水十条”更像是一个基于严峻现实而出台的“应急方案”，它是务实的，注重可操作性的，却不是最科学严谨的。

　　近日，国务院印发了《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计划》)，即传言已久的“水十条”。由于各方期待已久，所以在“水十条”发布之后，不仅是环保板块股票应声而涨，对于该计划的解读也非常热烈，其中不乏争议。

　　“水十条”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面面俱到”，全文近16000字，涵盖了水污染治理的具体目标、手段、机制、执法、责任和公众参与，而且分领域和行业均有论述，因此该《计划》也被称为水污染治理的“行动纲领”。“碧水蓝天”的梦想有了路线图，应该说“水十条”的出台是非常大的进步，其积极意义不可否认。

　　对《计划》的褒奖已经很多，但大多数人仍然会有疑问：《计划》能够被不打折扣执行吗?这些目标能够实现吗?大概没有人能够确切回答“是”或者“否”，不过，我们可以先来看看《计划》有哪些可商榷的地方。

　　在谈目标能否实现之前，我们应该先问一下，这些目标制定得是高是低。在长长的“十条”中，最引人注目也是这些关于目标的数字，比如到2020年，七大重点流域水质优良(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总体达到70%以上，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均控制在10%以内，诸如此类。显然，面对极为严峻的水污染现实，如果在一定时间内能达到这些目标，无疑也是可喜的。

　　但再想一下，国家不是有地表水水质标准吗?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应该是所有的水质都应该达到国家标准的，达不到就应该在短期内采取强力措施，为什么可以允许“10%的黑臭水”存在呢?可见，这些目标是做了妥协的。

　　更进一步，类似于“地级及以上城市污泥无害化处理处置率应于2020年底前达到90%以上”这样的目标，从好的一面，你可以看见“90%”这个数字，但同时意味着还会有“10%”的有害污泥被允许排放了，而排放有害污泥是违法的。

　　因此，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水十条”更像是一个基于严峻现实而出台的“应急方案”，它是务实的，注重可操作性的，却不是最科学严谨的。从某种程度来说，一个“应急方案”被寄予厚望，不仅折射了污染治理的舆论压力之大，更反映了我国污染治理在顶层设计上缺失，科学根基不牢。

　　比如，虽然有众多的举措和手段，我们仍会怀疑，这些措施是否能够解决政府在经济和环保上的“左右手博弈”问题。然而，这其实是一个“中国特色”的问题。按照国际水污染防治的经验，环境治理的逻辑应该是这样的：地表水质是一定要达标的，否则会损害整个生态，为了达标，那么就应该控制污染源，其中包括控制工业污染源，工业污染源要控制到什么程度，控制的成本要能算出来，行业承受能力如何，对经济生活影响到什么程度，然后据此来制定排放标准。

　　也就是说，在排放标准里就已经体现了经济和环保的博弈。对于环保的这些主要争议，应该在标准制定这样的“前端”就解决掉，而不是在后期执行中来讨价还价。关于环保的其它宏观问题，也都应该在微观问题中解决。

　　但长久以来，我们的环境排放标准是非常粗线条的，按理说，应该针对具体的污染源，制定基于相应的水体的排放标准，如此才能保证水体不被“过保护”或者“保护不了”，但我们的排放标准是全国“统一”的，这并不科学。在“水十条”中，我们没有看到具体目标制定的依据，更合理的解释是，它们本来也没有多少科学基础可以参照。

　　长期研究环境政策的中国人大环境学院教授宋国君告诉笔者，“水十条”作为“应急方案”推出，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制定过程中公众参与不足，相关条款没有经过公众提意见和讨论，甚至很多专家都不知情。对于水污染这样一个涉及面广、情况复杂的领域，“水十条”在科学性上先天不足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大家可以理解这是现实处境下的权宜计划，毕竟有“水十条”比没有要好得多，但我们仍然希望环境治理有一个长远的理念和设计，相关举措越来越科学，而不是以违背科学和法律来实现行政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