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素质莫纠结于某一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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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4-11-15 10: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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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政府正陆续与中国科协签订《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共建协议》（下文简称“《共建协议》”），通过约定各地的公民科学素质在2015年所要达到的水平，为5%的全国目标提供支撑。
为公民科学素质水平设定明确的发展指标，或许可以归因于一个事实：2010年的第八次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显示，全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仅为3.27%，远低于美国和欧洲的发达国家。因此，迅速提升全民科学素质，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这项工作的重要一环。
但是，作为全民科学素质工作和《共建协议》背后看不见的“指挥棒”，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的结果，真的能反映全国各地不同阶层的人们理解和应用科学的真实水平吗？
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是20世纪80年代末由美国传入的“舶来品”。美国人对“公民科学素质”及其衡量方法的研究，大约始于20世纪20年代。经过大批学者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有相对成型的理论体系。而后，与美国“2061计划”相配合的“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正式开始实施。由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米勒提出，并沿用至今的测试方法，包括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等3个部分。其中，科学知识部分根据“2061计划”中给出的公民应当掌握的知识点，设计了16道题目，后来在实际使用中逐渐精简为9道。至于后两个部分，几乎从这项调查诞生之日起，关于它们是否科学的争论便时有发生。
科技界与社会学界争论的焦点，在于后两个部分的调查结果，受人们文化背景差异等因素影响甚大。我们知道，世界上的各个国家，都处在不同的“信息流”当中。而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最终选择解决问题的途径，与国家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或者说，中国的媒体和教育机构赋予这个国家的文化背景，与美国存在相当显著的差异。然而，由美国人设计的“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是为以科学技术文化为主导的工业化国家设计的。因此，如果将这项调查的方法和题目不做任何改动，直接套用到中国，就很可能出现类似“邯郸学步”的情况，得到不科学的调查结论。
即使在科学知识部分，调查问卷的题目设置也会由于文化背景的因素，不可避免地带有倾向性。比如，有一道题是判断“人类从动物进化过来”的说法是否正确。在美国这个典型的基督教国家，相当一部分人因为信仰的关系而选择相信神创论，因此他们会在答卷中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为了避免误会，这道题目后来不得不加上“按照生物学研究”的定语，但这又形成了另一种倾向性。而在中国，由于人们大多自幼接受唯物主义价值观的熏陶，因此在回答这道题时会不假思索地选择符合现代科学研究的答案，但这并不能代表真实的科学素质水平。
另一方面，调查方法也有可能对结果造成影响。在调查问卷中，设置有一些“一票否决题”，比如询问调查对象对算卦、求签的看法。可以想象，大多数受试者在接受科协或者政府工作人员面访的时候，很可能会因为考虑到对方的身份，给出“科学”的回答。而在美国，由于调查被委托给第三方机构通过电话进行，由调查人员身份带来的干扰因素就被有效减少了。
事实上，公众的科学素质水平是一个自然增长的过程。提升公众的科学素质，有赖于学校课程内容和教育方法的改革，以及媒体和科学家对科学传播的关注。美国旨在提升公众科学素质的“2061计划”，其核心正是这两点；不仅如此，美国人还更重视教育改革的过程，以及面向公众传播科学的渠道是否通畅，而非公民科学素质水平的统计数据。因此，在开展全民科学素质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并不应该仅仅着眼于某一个指标，而应该关注青少年群体在校园内外受到的科学教育，以及社会各个群体能够得到的非正规科学教育。同时，对公众科学素质水平的增长，我们也应当学会保持足够的信心与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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