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信息化、智能化时代的到来也许能给垃圾分类工作带来更好的思路和更有效的尝试，但是绝不能舍本逐末

　　一个人每天可生产1公斤生产垃圾，一个家庭按平均3.3个人计算，每月可生产垃圾100公斤，而一座城市每年产出的垃圾更是高达上亿吨。如果没有良好的分类处理技术，城市陷入“垃圾围城”就绝非危言耸听的言论。垃圾分类问题已经成了城市管理者的一大难题。

　　如今，随着技术手段的提高，垃圾处理开始走向智能化，垃圾分类工作也搭上了“信息化、数字化、系统化”的快车。家庭食物处理机、智能垃圾收集车、自动垃圾分类机器人……琳琅满目的机械设备开始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然而，诸如此类的“智能化”垃圾分类工具能否为困难的垃圾分类工作指明出路?

　　智能垃圾桶效果不容乐观
 

　　扫一下二维码才能扔垃圾，这让家住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北六条胡同的王大爷既新鲜又发愁。一个月前，5台颇具科技含量的智能分类垃圾桶“入驻”王大爷所在的胡同，居民只有用带有二维码的指定垃圾袋，才能投放垃圾。

　　记者在西四北六条胡同看到，这些垃圾桶高约0.8米、宽约1米，从外表看，它们和普通的垃圾桶并没有太大区别。唯一不同的是，在垃圾桶正中间有一个2寸照片大小的小屏幕，若想投放入垃圾，只能将垃圾袋上的二维码对准屏幕扫一扫，所对应的分类垃圾桶才会自动解锁并打开。而这种特制的带有二维码的分类垃圾袋是按户免费发放到居民手中的。

　　据新街口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在西四北六条和北七条两条胡同共试点安装了10台智能分类垃圾桶，每台垃圾桶的价格在1.6万元左右。桶内嵌有复杂的电子元件，可通过物联网将收集来的数据传输到管理平台上。管理平台可以通过二维码追溯每户居民垃圾投放的次数、时间、重量等信息，这些数据既便于垃圾分类和减量的精细化管理，也可以成为居民参与垃圾分类与减排评比和奖励的依据。

　　这种垃圾桶的使用效果到底如何?据新街口街道城管科工作人员介绍，目前，该地区578户居民中已有近八成住户参与到垃圾分类中，效果不错。但在记者蹲点观察的时间段内，胡同里一些前来倒垃圾的老年人反应，要适应这种“高科技”垃圾桶还需要时日，并且2寸大小的扫描屏幕，对老年人的视力是个不大不小的考验。对于是否能正确地将各种垃圾归类到不同的收集袋里，许多人也并不确定。居民反映，社区工作人员近期的反复宣传和指导提供了不少帮助，但是对这种新颖的垃圾分类投放方式能维持多久的热情，只能由待时间的考证。

　　实际上，不仅在北京，这种“智能分类”垃圾桶在杭州等多个城市都有试点。除了外观和屏幕显示内容略有差异外，这些垃圾桶无一例外都用上了“二维码”扫描这一时下流行的互动方式，并对做得好的住户予以奖励，可谓想尽办法引导居民做好垃圾分类。但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鲁明中对这种“智能”工具的持续性并不太乐观。

　　“这种垃圾桶虽然从技术角度看起来可行，但整个设备、人力、管理各项投入多少，垃圾分类所产生的效益又如何，这些因素的综合考量都是此种方法能否持久推行的重要方面，因为没人愿意长期做亏本的生意，况且我们的垃圾分类系统还没有建立起来，只在源头下手效果是不大的。”鲁明中说。

　　该投哪个垃圾桶?

　　纵观我国推行已久的垃圾分类工作，清华大学聂永丰教授的感受则更为直接和犀利，“靠垃圾分类减量，是好的国外理念，但我们忽悠的多，真正做的少。”

　　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就已有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规定，2011年，国务院还专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意见的通知》，其中就明确要求推进垃圾分类工作，要根据当地的生活垃圾特性、处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科学制定生活垃圾分类办法，要动员社区及家庭积极参与，逐步推行垃圾分类。但据武汉大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吴宇博士的研究，目前为止，我国大陆地区能够实现生活垃圾分类预期目标的城市几乎没有，即便是北京、上海也没能解决这一问题。

　　就拿北京来说，早在2000年就被列为全国八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之一，在垃圾分类上已经探索了十多年，但实际效果如何呢?2011年，民间环保群体“自然之友”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针对北京垃圾分类小区试点做了一份实地调研报告——《2011北京市垃圾真实履历报告》，结果显示，仅有4.4%的社区做到了居民按标准分类投放。而有41.1%的社区，居民投放垃圾的情况并未发生改变。有50%的社区，尽管已有部分居民进行了分类投放，但另一部分居民仍然混合投放。

　　垃圾分类投放未见明显成效，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混乱的分类标准。走在街道上，可以看见垃圾桶大多分为两类: 可回收物和不可回收物;也有的分为三类: 可回收物、有害垃圾以及其他垃圾。但是不管怎样分类，都存在着分类指导图例不明确或缺失的问题。比如城市垃圾中可回收物主要有废纸、玻璃、塑料、金属、织物等，但垃圾桶上仅有一个可回收的标识，很难引导民众去完全分清垃圾可回收的种类。

　　目前，我国不同城市执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时确立的标准也不一致。大体上，地方立法对垃圾分类标准的选择，基本都以垃圾是否可回收利用(如是否可燃，或是否可回收)以及垃圾的形态与性质(如厨余、大件、有害等)作为分类标准。

　　然而形形色色的垃圾分类标准中，最大的缺陷之一就是分类标准不能为居民们所理解。“多数居民在判断一种垃圾属于何种类别时，依照的往往是自己的生活经验，而非政策制定者确立的分类标准。制定规范与遵守规范的人对垃圾分类的理解有偏差，运作起来就必然产生混乱，也就偏离了分类的初衷。”吴宇认为，既然人们对垃圾分类的认识不尽统一，立法者就有必要列举不同类别的垃圾，明确各类垃圾包括的内容，使规则更明晰，并通过宣传使其为居民们所了解和熟悉。

　　垃圾分类体系亟待完备

　　做好正确分类投放并不等于做好了垃圾分类。垃圾分类处理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不仅包括垃圾分类收集、垃圾分类运输、垃圾分类处理以及垃圾分类回收等环节，还包含居民投放、资金、设施以及管理等要素。这里头的关系错综复杂，任何一个环节的薄弱都会极大削减整体垃圾分类工作的效力。

　　例如在已实行垃圾分类的社区，最常听到的抱怨是：居民在家分好了垃圾，却又被层层转运混合，既然“先分再混”那又何必要分?这也是当前垃圾分类面临的又一问题，即便家庭内能做到垃圾分类收集，然而到了小区收集运输环节，环卫工人无法区分各类垃圾，只好又混杂在一起，令分类的努力变为徒劳。业内人士认为，出现这一困境与当前垃圾大部分采取填埋方式有关系，如果末端不能分类处理，前端的分类则毫无意义。

　　一位参与市容环境卫生管理的员工还向记者反映，垃圾分类在经济上究竟是否合算也需要打个问号，因为现有垃圾中的有价值成分比如纸张、塑料等已被拾荒者拣走或被家庭变卖，剩下的主要成分大多是厨余，有多少价值很难说，所以分类落实工作没能激发起热情。

CFP南京垃圾分类教育展在台湾名品城举办。图为参观者正观看展出的用废旧手机和通讯设备组成的雕塑

　　“要实现垃圾分类的综合效应需要倚靠对垃圾成分结构进行细致的研究。”针对这一现象，鲁明中进一步指出，事实上，不同的城市在不同季节，垃圾的产生量和垃圾的成分都会有明显不同，而垃圾成分的区别深刻影响着下一步的决策，比如用何种方式处理垃圾，以及用什么样的结构与功能设施才合适等等，这些都必须要考虑到垃圾中有机物的量及组成成分。这方面，学术界所做的工作远未能跟上垃圾处理需求的进度。

　　就目前而言，很少见到具体的各不同城市的垃圾组成成分分析的研究报告，而没有这些详实而准确的实证研究报告，政府管理者便缺乏做出决策的科学依据。

　　长期关注垃圾问题的冯永锋很久前就指出，垃圾分类梗阻的一个原因在于：政府部门没找准关键部位，应锻造一个包括源头分类、清运、贮存、处理等在内的畅通链条。尽管，垃圾分类后得到的餐厨、厨余垃圾可为堆肥、厌氧产沼、制饲料等生化处理提供良好的原料，然而这些末端产品的生产技术尚未能实现产业化，产品的市场前景、安全性、可靠性等也没能得到普遍认可，真正将垃圾“变废为宝”还需要一定时间。

　　毋庸置疑，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程，需要投入几代人的努力才能逐渐建立完备的分类系统。“信息化、智能化时代的到来也许能给垃圾分类工作带来更好的思路和更有效的尝试，但是绝不能舍本逐末，垃圾分类的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包括在社会范围内倡导包装从简，从源头上减少垃圾的产生等。做好垃圾分类有难度，但我们应保持乐观的态度，共同建立一个良性循环的生活空间。”鲁明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