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谣言泛滥背后的传播公式
撰文/蔡静(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媒教育学院副教授)
伴随着持续多日、覆盖中国大部地区的雾霾红色警报,从微信扩散、微博关注,到有图有真相式的图片接龙、论坛高楼,伴随着人们的担忧、疑惧,形形色色的雾霾谣言也蔓延开来。
谣言究竟来自于何处?为何在层层辟谣后仍顽强生存?在雾霾谣言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发生机制?
谣言产生与传播是有“公式”的
二战时谣言的泛滥和巨大的影响力,促使美国社会学家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用实验方法寻求谣言的控制之道,并提出了关于谣言强度的最早期公式:R~I ×A,其中“R”是“rumor”,即流言/谣言(当确认信息不符合事实时);“I”是“importance”,指重要性;“A”代表 “ambiguity”,指事件或者情况的含糊性。它表明谣言的传播与信息的重要程度和模糊程度呈正相关,从而成为谣言研究的奠基石。
随着不同领域学者的进入,社会心理、传播环境乃至社会文化差异等,都成为了谣言传播的研究要素,谣言的产生公式出现了重要更新。以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罗斯诺(Rosnow)为代表,提出了新的谣言公式:R= I ×A×U。
其中,“I”是“相关程度(Involvement)”,新的研究认为,决定谣言传播的不是笼统的“重要性”,而是该信息与群体的关联程度。这决定了哪个群体会首先对谣言提供的解释发生兴趣,并开始传播。
“U”是“不确定性(Uncertainty)”,包括两个层次,既指客观环境的不稳定状态,也是人们心态上对信息来源的怀疑。
“A”是“不安(Anxiety)”,这个新引入的因素,是指群体的心理状态,它是谣言传播的心理条件。
用“公式”看雾霾谣言的传播
雾霾谣言的泛滥和持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三个因素的相互影响。首先,面对持续时间长、范围广的重度雾霾,“同呼吸共命运”的现实使受影响群体前所未有的广大,使雾霾信息,不论是动态信息,还是混杂在其中的谣言,关注度急剧攀升。
其二,关于雾霾的成因,尽管从美使馆公布PM2.5指数,到《穹顶之下》纪录片已经有了种种解释,官方渠道也有过正式的说明,并进行了橙色、红色等分级,但由于科学知识普及的困难、个体记忆的隔膜以及各类不同渠道信息的混杂和竞争,广大公众并未对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因此,在雾霾谣言中,一大类就是关于雾霾成因的,诸如“防护林阻挡大风”“硫酸铵导致变色”“煤改气导致水汽弥漫”等等似是而非的解释甚嚣尘上,正是源于此。而相对于谣言借助于社交媒体迅速扩散的现实而言,发现谣言的延迟性,科学解释的专业性,以及时间的拖延,也导致了辟谣的收效远达不到预期。
进而言之,当前雾霾的持续之长,范围之广,级别之高,是前所未有的,与公众关于环保措施的期待背道而驰。如何驱散雾霾,重现蓝天,如何在雾霾中保护自身健康,权威解释引申不足,类似“紧闭门窗、尽量减少外出活动”这样的提示,引发了更大的猜想和不安。所以,在抢购净化器、口罩的热潮中,大众对于危险的猜测引发了新的谣言,类似“雾霾只能等风来,治理措施无用”“吸入肺里的雾霾永远排不出去”“儿童受影响更大”等等谣言深刻反映了这种心理。
一个重要的“C”
谣言的产生和扩散,还和群体的心理认知有着紧密的关联。从谣言的消解上,当代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C”,即“critique”,信息接收者的批判性判断力。谣言的公式因此而演化为:R= I ×A×U×1 /C。
谣言是有意识的主体的传播,因此传播中的个体或者群体的判断力是一项关键因素。它包括个人素质(如性格、人生观、价值观、受教育水平、习惯、兴趣、心理健康程度等)、社会参与度(如集体意识、社会经验、社会地位、社会责任感、社会认同感)以及受他人影响的程度等,整体上实际意味着不同的群体,不同的文化社会地位和背景,会导致不同的谣言接受度。进而言之,不同的人群,乐于接受的谣言其实是差距甚大的。
对于雾霾谣言传播而言,医生群体、环保群体、高知群体等具有相关知识的群体,在谣言传递中,往往能够成为较为清醒的一群。活跃在“果壳”“知乎”等社交平台上的“专业V”们,往往起到了祛魅的作用。
那么,关于雾霾谣言,究竟该如何消除,才能达到较好的效果?围绕流言产生的公式,关键在于: 信息渠道的充分有效性——雾霾成因能否充分准确地告知;信息内容的权威可靠性——雾霾的健康威胁能否清晰指出和预防;心理抚慰的适时适度——雾霾消散能否正确预知。同时,围绕雾霾以及相关环境保护知识,进行长期有效的宣传,从而培养公众基本的科学素养,正当其时。■
(本文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研究方向:谣言传播、网络传播、舆论学。出版专著: 《流言:阴影中的社会传播》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