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要“推进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而不是过去每次都采用的“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政府报告中的措辞变化，被外界解读为中国人口政策将要变动的一个信号。
 

　　“单独二孩”远低预期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杨贵新介绍，国家放开“单独二孩”的政策已满一年，从申请再生育的夫妇数量上，单独二孩执行的效果远低于预期。据有关专家预测，如果一直实行“单独二孩”政策，2030年人口老龄化水平为24.9%，2050年为34%，为此专家建议，尽快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有助于缓解20年之后的高度老龄化局面，再次获得人口红利。

　　全国人大代表贺优琳说，中国“单独二孩”政策实行近一年，申请生二胎的人数却远远低于官方预期。截至2014年12月，符合条件的1100万对夫妇当中，只有106.9万对单独夫妇申请再生育，而生育的仅47万对。

　　从全国来看，不仅生育意愿低，而且实际出生人数更少。浙江去年实际出生1.6万余人，远低于预期的8万人;河南去年受理再生育申请3万对，实际出生人数仅为1万人;河北63.15万对“单独一孩”家庭中只有20.49万对确定生育二胎。

　　贺优琳认为，“单独二孩”已无法缓解中国面临的人口危机。特别是在经历了迅速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之后，我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增长过快，而是人口红利消失、临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等。全面开放已是当务之急。
 

　　人口政策要为发展负责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停滞不前的人口政策已经不合时宜了。

　　从世界范围来看，韩国政府于1996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随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然而生育率却不升反降，2005年降低到1.08的危险水平。1980年代，新加坡取消生育控制政策并鼓励国人多生，然而生育率却依然降到了1.1。德国、日本、英国等拼命鼓励人们生育，仍然收效甚微，俄罗斯更是一直鼓励生育，人口数却一直下降。

　　我们似乎无法想象，这样的问题也将出现在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世界银行以及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生育率低于一个国家人口要保持稳定的指标，而老龄化趋势更是在导致劳动人口萎缩。

　　贺优琳认为，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现代化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也在急速改变。城市居民的理想子女数呈现出随年代发展而逐渐下降的趋势，在80年代是以一、二孩为主，90年代以后则是以一孩为主。若干年后，对生孩子的妈妈恐怕还要鼓励奖励，台湾地区、日本的现实状况就是最好的借鉴。

　　除此之外，在全面放开二胎的同时，还要严控三胎。贺优琳认为，既有的生育政策其实是两头松，中间紧，使最有利于培养中国人才的中间阶层受到限制。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国农村居民6.74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50.3%。如果再加上私营企业主和自由职业者的人口数量，则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而这一大批人是没有受到计划生育政策限制的。
 

　　男女失衡或无法调节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度人口数据显示，2014年大陆人口136782万人，其中男性人口70079万人，女性人口66703万人，即男性比女性多3376万人，人口性别结构失衡非常严重。很多人寄希望于取消计划生育政策或全面开放二胎来解决这一问题，但实际上可能并没有效果。

　　美国人口专家亚当·明特就撰文指出，中国性别失衡问题不是计划生育造成的，印度没有计划生育，但面临着与中国同样的问题。

　　有的观点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中国性别比例失衡。根据这种观点，计划生育促使重男轻女的准父母在孩子出生前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如果发现怀的是女孩就选择堕胎。 然而，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近年来性别比例失衡，多子女家庭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对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被调查家庭所生育第一个子女中，男孩所占比例为51.5%。而在那些头胎生了女儿的家庭中，第二胎中男孩所占比例为62%——一个完全不正常的高比例。至于那些生了两胎都是女孩的家庭，所生第三胎中男孩比例则高达70%。

　　2009年、2011年的人口调查报告中也发现类似情形。总而言之，造成中国性别比例失衡的最大因素是家庭生育的第二个孩子，而不是人们一贯认为的受计划生育影响最严重的第一个孩子。

　　怎么解释这一现象呢?至少有两个调查表明，被允许生二胎的家庭在偏好男孩的同时，还希望所生的两个孩子是一男一女。换句话说，如果一对夫妻想要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很多中国家庭明显都有这种偏好——要确保这种结果出现，在情感上和经济上最保险的做法就是，生第一胎时顺其自然，第二胎时则会进行必要的性别筛选。

　　2014年的一份调查显示，相比那些没有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女性，中国7.4%的受过高等教育女性更有可能在第二胎生男孩;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其性别比例失衡也最严重。也就是说，经济发展赋予了家庭将现有文化偏见付诸行动的能力。这种现象并不只是存在于中国。医学期刊《柳叶刀》2011年的一次调查显示，在同样存在性别比例失衡现象的印度，随着家庭收入水平和母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第二胎生育男孩的可能性也相应增加。

　　印度没有计划生育，但面临着与中国同样的问题。这有力表明，两个国家的人口事务中都存在着深层次的文化因素。换句话说，中国没法通过单纯放宽计划生育政策，纠正性别比例失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