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取更多信息请下载APP

二胎试验的翼城样本

来源:    发布日期:2015-03-30 15:46:11   阅读量:0

  尽管婆婆非常不乐意,两年前,山西省翼城县王庄乡北冶村32岁的杜晓伟和31岁的丈夫徐兵还是从副乡长王永亮手里领取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他们的女儿如今已经4岁了,按照当地的人口政策,他们完全可以在当地的计划生育政策范围之内生育第二个孩子,但是他们决定不再生二胎。

  在徐兵夫妇看来,现在养育两个孩子生活压力大,他们只想把女儿培养成人就行了。

  在山西翼城,尽管允许普遍生二胎,但像徐兵夫妇这样的只生一个孩子的并不在少数。最近一些年来,这样的家庭一直呈现一种上升的趋势。

  其实在上海社科院人口学教授、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梁中堂看来,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更为合适,这也是他30多年来一直坚持的观点。

  30年以前,他获得了特批在山西翼城展开了一对夫妇允许生二胎的试点,这就是在我国人口学领域十分闻名的山西翼城二胎试验。

  而翼城的试验也给世人埋下了一个巨大的疑问:在全国都推行一胎化的生育政策时,翼城这个在全国普普通通的小县城为何获得了二胎生育的特权,并且以前也不为外界所知晓?
 

  拿到“尚方宝剑”的翼城试点

  “这个点是我亲自向中央领导申请批准的,这在当时也是万不得已的事情。”梁中堂回忆说。从1979年开始,全国不分城乡开始推行“一胎化”生育政策,当时他还是山西省委党校的教师,关注人口政策的他对如此激烈的生育政策感到十分忧虑,通过研究他发现,如果这种政策长时间推行必将导致中国人口老化、性别比例失衡等问题的出现,而允许生二胎的政策则会更加科学一些。

  1984年春节,已经是山西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的梁中堂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信并附上研究报告,建议试行这一生育政策。“我当时坚信我的这个方法比一胎化方案更加科学,在农村实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办法,既能有效地控制人口,又能满足农民的生育意愿。”

  令梁中堂意外的是,这个报告很快就得到胡耀邦的批示,批示还认为“这是一份认真动了脑筋,很有见地的报告。”后来,国家计生委批准让梁中堂进行试点,但是设定的前提是“不能宣传”。

  被梁中堂选做试点的翼城县位于山西临汾地区东南端,当时农民人均收入300元左右,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农业县。梁中堂坦言,他当初选取这样一个普通的县城进行试验,就是要证明“晚婚晚育加间隔”是一个无需专人控制,即可以在农村普遍复制的生育政策。

  1985年7月,翼城全县农村开始实行“晚婚晚育加间隔”可生育二胎的政策。其具体做法是: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基础上,农村男女青年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法定年龄(男22,女20)推后3年结婚生育者,可以在妇女30岁左右时生育第二胎,政策的控制重点是女性年龄。在具体操作中,已婚妇女第一胎通常在其22岁给指标,第二胎通常在其29岁给指标。

  梁中堂的“晚婚晚育加间隔”可生育二胎并不是他的凭空想象,因为在上个世纪70年代,我国就提出了 “晚、稀、少”的非强制性生育政策,而他的方案也正是在这种政策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由于翼城成了一个人口政策特区,当时也有很多人担心会导致很多人向翼城进行生育移民,但是在实际上因为我国户口管理的严格性,梁中堂说,周边老百姓和其他外地人迁入翼城并不容易,除非外地姑娘嫁入翼城或者男方入赘,虽然此后的确有很多外地姑娘嫁入了翼城,但这种情况因为人数稀少对翼城的整体人口趋势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翼城连续30年的时间将这一政策坚持下来。“这个可能与我的这个试点得到了当时中央领导的许可,拿到了‘尚方宝剑’有关。”但是梁中堂告诉记者,由于官方长时间以来几乎不提及翼城的二胎生育试验,早前也不允许媒体进行报道,翼城的实验就一直在默默的状态下进行,并不为很多人所知晓。

  “在进行这个试验的时候,我一度雄心勃勃,希望这种更加科学的生育方式很快在全国推广,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种方式终究还是没有走出翼城这个计划生育试验的特区。”

  梁中堂表示,虽然现在很多人口学家都在呼吁实施普遍生二胎的政策,但是在实际制定人口政策时,很多人口学家的意见并没有得到重视,除非合乎领导的意图。
 

  我国人口生育率持续走低

  直到今天,梁中堂依旧坚持认为,我国现在的人口总量控制取得良好的成果并不是非要实施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他说就是实施“晚婚晚育加间隔”可生育二胎的政策,同样可以做到这一点,另外由于生二胎可以减少偷生和抢生的现象,甚至我国的人口总数还会更低。

  梁中堂说,实际上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并不是1979年改革开放后才实施的。“解放后,我国就开始实施了计划生育,只不过当时是非强制式的,毛主席也反对强制的方式。”现在很多人说毛泽东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不支持计划生育,强调人多力量大,从而导致后来中国一段时间内人口数量的急速膨胀,但是梁中堂否认了这种看法。

  “例如统计资料显示1969年-1970年左右,我国的人口生育率还在5.8,但是到了1979、1980年人口生育率就已经下降到了2.5左右,整整下降了3.3个点,这样的下降幅度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梁中堂认为,就是没有后来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我国的人口生育率也还会继续下降,人口总数也不会无限制地增长,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的进程,越来越多的人会自然而然地加入到避孕和节育的行列之中,这也是西方很多发达国家的发展所证明了的。

  梁中堂表示,从近现代世界历史的发展看,几乎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随着现代化发展或渗透而出现生育率下降的社会现象。这一情况表明,节制生育已经成为工业化以来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工业现代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让很多人的一生中可以有许多生命活动和实际生活都可以不再在传统的家庭里度过,其繁忙的生活节奏大大降低了人们多生孩子的意愿,另外随着很多人在经济社会生活方面基本能够做到终生自立,使得儿女也不再是养老的一种投资。所以,很多人就觉得没有必要生育那么多的孩子。除此以外,一些不断涌现的避孕技术和产品也大幅降低了很多女性生育孩子的数量。

  “西方众多的国家从来都没有实施过强制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他们的人口并没有出现过爆发式的增长。”梁中堂说,现在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国家和地区的妇女生育率都在更低水平2.1-2.2以下,其中许多国家都低于1.5。虽然这些国家的妇女生育率在历史上也曾经很高,但后来都在没有强制性政策的情况下自发降低了。在发展中国家,譬如与我们有较为接近的传统文化的泰国,尽管没有强制式的计划生育,但其妇女总和生育率在1980-2002年由3.5下降到1.8,比我国同期下降得都快。

  另外和印度相比,早在1979年,中国的妇女生育率为2.8,印度的克拉拉拉邦为3.0,但到1991年中国降到2.0,该邦已经达到1.8;印度的另一个邦——泰米尔纳都邦的妇女生育率在1979-1991年则由3.5降到2.2。而印度的这两个邦的计划生育成就都是在政府并没有任何强制的情况下取得的。
 

  3000-4000万光棍怎么办?

  目前,中国老龄化人口加剧已经成为一个客观现实。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高文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2000年我国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显示我国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经占到总人口的7%,而7%比例65岁以上的人口则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到老龄化社会的最低阶段,虽然这样的老龄化比例对社会的发展而言问题并不是很严重,但是根据测算这些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比例还在继续升高,如果我国不调整现行生育政策,大约到2030年左右,我们的老龄化人口将会达到20%,这也是目前世界上两个老龄化人口最多国家——日本和德国的老龄人口比例。

据预测,2020年左右,中国的光棍将达到3000万至3500万,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对他们个人、他们的家庭以及整个社会无疑会有重要的影响
 

  “到2035年-2045年之间,中国的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会达到30%左右,这已经是一种人口高度老龄化的社会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均表示。

  到那时,过多的老年人口所造成的社会养老成本升高,将会给国家和社会造成巨大的压力和负担。

  调查统计数据显示,由于大量光棍的叠加,目前我国的男光棍总数已经突破千万。有专家预计,到2020年,我国无法娶到老婆的光棍数量将会达到3000万,而到了2030年左右,这一数值将达到4000万。中国数千万男光棍的出现与我国出生人口的性别失衡具有很大的关系。

  梁中堂表示,在统计学中,出生人口性别比是指每出生100名女婴所对应的男婴数,该指标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男女出生平衡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国际社会公认的比值是103到107之间。也就是说每出生100个女孩,有103至107个男孩出生是一种比较平衡的状态。

  “这主要是因为与女孩相比,男孩的死亡率要高一些,等到了婚育年龄,男女之间的性别比例就比较平衡了。”梁中堂说,男孩死亡率高一些与男孩子比女孩子活动空间大、爱折腾,容易意外出事具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目前我国的比值已经严重超出了这一范围。国家人口计生委2012年上半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每出生100个女孩,就会同时出生118个男孩,而且这个比例还是经过治理已经下降的数字。此前的2009年这一比例为119.45;2008年甚至达到120.56历年来的最高值。
 

  普遍生二胎已经迫在眉睫

  “就目前的趋势来看,我国转向普遍生二胎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迫在眉睫,实施得越早,我们将来付出的代价就越小。”梁中堂表示。

  记者了解到,目前实施生二胎的计划生育举措已经得到了国内众多人口专家和经济学专家的认同。我国长期以来一胎化生育政策的坚决捍卫者、原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田雪原的一胎化立场也开始转向,30年前,正是他参与制定了“一对夫妻一个孩子”的政策,也因此被称为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的“副总设计师”。近些年,在不同的场合他开始写文章表示“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应允许生育两个孩子”。从2014年3月份开始,我国单独二孩政策陆续启动实施,如今这种调整后的人口政策已经开始在全国铺开。

  但是,梁中堂认为这还远远不够,放开普遍生二胎现在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