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技期刊总编辑，到创客中的佼佼者，克里斯·安德森成了人生的赢家。他用亲身经历，证明了自己对世界产业格局变化的准确预判。即使放眼全球，像他这样从创客中崛起的新贵也并不多见，而在创客文化刚刚兴起的中国，就更是凤毛麟角。

就像之前的文章中所描述的那样，尽管一小部分创客在目前的游戏规则之下找到了发展之道，但相比于美国的同行，大部分中国创客的生存状态其实更不容乐观。他们很可能因为兴趣或者一腔热情而进入这个行当，投入不少的资金和资源之后，方才发现这并不足以成为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于是，退出另起炉灶和蹉跎光阴带来的竞争劣势，以及为了坚守理想而需要家人不断接济的负罪感，就往往令中国的创客们感到“纠结”。

为何中国的创客中有更多的不如意之人?一位创客空间组织者的观点或许可以说明一部分情况。在他看来，中美两国的社会结构还存在相当的差异，中国的中产阶层还没有美国那么成熟，工业化程度也还没有赶上美国。因此，中国还没有走到需要满足差异化产品需求的阶段。除此之外，美国自建国以来随着拓荒而形成的DIY传统，也会让美国人更容易接受创客们尚不成熟的早期作品，甚至参与到完善它的行列之中。

但在环境差异之外，中国的创客群体或许也需要一场触及灵魂的思想革命。以ANTVR KIT进行创业的覃政就告诉记者：“在北京创客空间里，大体存在着两类人，一类人自愿保持创客的状态，完全凭兴趣爱好来进行发明创新，并与旁人分享自己的成果。对于这些人和他们保持‘初心’的创新态度，我的心中充满了敬意。但另一方面，我也深知，仅仅凭热情和爱好来维持，而没有经济收益注入的创新活动，终究不会长久。所以，创客的未来或许在另一类人，也就是致力于思考如何将发明与创业相结合，最终转身为创业者的创客。”

这就是说，对于绝大部分并非出身豪富的创客而言，想要让理想生存得更久，有赖于寻找一条符合市场规律的生存与盈利之道，并将之与自己的“初心”实现“无缝接驳”。与此相应的是，创客空间也将从一个创客之间相互交流的平台，向着创业公司孵化器的功能演进。事实上，美国的一些发展成熟的创客空间，早已具有了这方面的职能。在这些创客空间里，“(创业)导师”制度已经相当规范地运行多年。当一名新的创客或者一个新的团队入驻创客空间的时候，他们在缴纳会费和开始创新的同时，就享有了曾在这个空间中产生的全部新知识，而且能得到前辈有针对性的指导。这样的机制，使创客们能通过取长补短，自发地组建起一个个强有力的新团队，而它们正是未来创业公司的“胚胎”。

相比之下，中国创客空间中的创客，在更多的时候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创客空间在“孵化”创客方面仍然任重道远，这不仅需要引导创客们学会“互为师徒”，通过互补形成创新的合力，而且还要让他们学会借助众筹平台等各方资源，通过这脚踏实地的关键一步，让理想和信仰在产业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