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或许是世界上最严的

　　一部分观点论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没有经过“验证”，所以是不能吃的，这其实是不了解转基因技术原理，也不清楚监管部门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评价体系所致。

　　从1996美国获批转基因大豆并大规模商业化种植开始，这一新兴产业发展极为迅猛。由于转基因技术确实打破了物种之间遗传信息交流的屏障，可能在食品安全上存在一些风险，其安全性也得到了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粮农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广泛关注。

　　农业部转基因生物食用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常务副主任黄昆仑向记者介绍说，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很早就成立了生物技术食品政府间特别工作组，组织各领域专家针对转基因食品如何进行安全评价进行研讨，经过了长达5年时间，最后在2003年出台了3个标准，到了2008年，又发布了有关转基因动物加工食品的食用安全性评价，这4个标准构成了国际上公认的评价准则。中国遵循这4个标准，将涉及到的评价内容再做成中国的评价和管理要求。

　　“对转基因食品要进行营养方面评估，还要评价是否会由于外源基因的插入造成毒性增加，需要做一系列毒理学方面的检测和评估，要考虑转入基因会不会是新的过敏源，当然还要评估其他方面，比如新的技术会不会改变食品加工的工艺过程，从而影响其安全性;由于基因插入会不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也要评估。所以说评估范围是涵盖了食品加工的各个方面和领域的。”黄昆仑详细解释道。

　　对于转基因食品，另一种常见说法是它可能“含有未知危害”，黄昆仑表示，这种说法只能是一种猜测，并没有证据。

　　事实上，在筛选基因这一步，首先就要判断这个基因表达的产物是否安全，研究人员可以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和已知过敏源、抗营养因子、毒蛋白基因序列进行比对分析，还要模拟胃肠道消化，做一些毒性实验，在这个基础上再决定是否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如果在这步发现有问题就不会再做培育了，做转基因研究是很花钱的。”黄昆仑说。

　　而现在科学已经发展到很高阶段，人类对有毒物质的认识也非常深入，在进行安全评价时，遵循“实质等同”的原则，比如对于转基因大豆，因为传统大豆里面有蛋白酶抑制剂和凝集素，这类物质既是抗营养成分，同时对人体也有一些伤害，这时候就要对转基因大豆中的这些成分进行检测，然后和普通大豆进行比较，看其含量是不是升高了，如果没有升高，则说明它和传统食品是一样的，不能认为它是更有危害的。

　　黄昆仑还反驳了转基因食品应该先进行人体实验的观点。在食品安全方面，国际上没有过做人体实验的先例，这跟药品不同，药品需要它的有效性，有一个靶向性分析，需要临床验证。“公众不懂可以这样说，现在有些大的专家也这么说，让国际同行听到了会觉得不可思议”。

　　黄昆仑表示，进行动物实验是长期形成的，而且在食品安全上已经反复验证是有效的，传统食品也是通过这些方法来检验的。

　　按照目前的法规，一个转基因作物要想获得安全证书，其过程非常漫长，必须经过几个阶段的评估，并最后由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综合评估。黄昆仑估算，从开始进入研究实验到进行安全证申请，最少也得六七年，长则十多年。

　　黄大昉认为，中国极有可能是世界上在转基因食品安全审批上最严格的国家，甚至超过了欧盟，因为欧盟按它严格的管理，还批准多个转基因产品的种植以及30多个进口产品作为加工原料。

　　黄昆仑表示，对于转基因产品，笼统地说有害或无害都是不科学的，但是可以说，经过这一整套安全性体系严格评价出来的食品是安全的。

　　环境安全，关键在于风险监测和管理

　　中国的转基因棉花商业化种植已经有16年历史，观察转基因抗虫棉长期种植的生态系统演变所得到的经验和思考，对于转基因水稻、玉米大规模种植的环境安全风险管理有重要价值。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吴孔明长期从事棉花害虫生物学和控制技术研究，其团队因为在《科学》杂志上以封面文章发表对转基因棉花的长期跟踪研究而为业内熟知。

　　吴孔明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围绕转基因抗虫棉的风险点管理，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转基因抗虫棉的风险点管理，包括长期种植后害虫地位的演替、生物多样性的监测，以及如何不让棉铃虫产生抗性。但由于棉花不是本地物种，不需考虑野生资源保护的问题。

　　种植转基因棉花以后，在不同阶段监测到了几种情况，首先是主要害虫棉铃虫解决了，农药用量大大减少，社会效益明显。另外，在这个生态系统中，跟Bt没有关系的害虫天敌数量在上升，它要吃很多害虫，蚜虫也减少了，也就是说，除了棉铃虫这样的靶标害虫被解决，蚜虫这样的非靶标害虫也被控制住了。但是长期种植后，另一类害虫如盲蝽蟓，它和棉铃虫是竞争关系，天敌对它控制很弱，棉铃虫没了以后，它的种群就开始上升了。

　　吴孔明介绍说，这些监测结果为调整棉花种植的管理提供了依据，当时采取的措施一是继续控制棉铃虫，保证害虫不产生抗性，另外一方面，针对盲蝽蟓种群上升，建议做转基因研究的机构去寻找新的基因，国家也立专项解决盲蝽蟓的问题。

　　“通过法规、生产、科研，在不同层面上协同的管理，可以有效地控制转基因棉花种植带来的问题，这样一整套管理办法可以说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也是行之有效的。”吴孔明说。

　　吴孔明表示，转基因玉米和棉花的情况较为相似，中国都不是起源地，不存在保护野生种。转Bt基因玉米的长期种植，需要对Bt抗性、害虫地位的演替进行监测，这方面可以借鉴棉花的经验;而植酸酶玉米需要观察植酸酶表达量的增加，在营养成分产生变化后，跟病虫害的关系会不会产生变化，对吃这些玉米的害虫是否会产生影响，需要对种植以后的生物种群进行监测。

　　对于转基因水稻的种植，由于中国是野生稻的起源地，涉及到保护野生种的问题，这点可以借鉴美国对Bt棉花商业化的管理，它将主要野生棉分布地区划为保护地，这些区域不允许种转基因棉花。

　　吴孔明告诉记者，转基因作物的管理，在食用安全性方面是一票否决的，而环境安全管理，应该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对生态有大的影响，而且管控不了，那么就不能进行产业化;另一种是可能有潜在影响，但是有管控办法，这就需进行监测，然后解决这些问题。

　　“一项技术会带来效益，也会带来风险，我们一方面来要扩大效益，另一方面通过对风险来源进行分析、检测和管理，不让风险上升成为大的问题。这种思路不仅针对转基因，汽车、高铁、飞机也是这样。开汽车会产生污染，我们不会因为有污染就将汽车否定了，而是会通过油品升级、机器设备更新来减少这些问题。”吴孔明向记者举例。

　　“对于转基因技术，把它的效益或者风险绝对化的说法，都是不科学的。我们也不能要求一种技术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吴孔明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