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技术：

　　是指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将人们期望的目标基因，经过人工分离、重组后，导入并整合到生物体的基因组中，从而改善生物原有的性状或赋予其新的优良性状。转基因生物包括转基因微生物、转基因动物和转基因植物，广泛应用于药物生产、医学试验和农业生产。

　　转基因作物：

　　通过转基因技术，可以赋予转基因作物多种利性状，如抗虫、耐除草剂等。目前全世界应用最多的转基因作物是大豆、玉米、棉花和油菜。转基因植物(大豆)在美国大面积商业化种植开始于1996年，距今已经有17年，第一个转基因产品问世也已经有30年了,目前还没有出现过一例经过科学证实的安全性事件。

　　全球转基因农作物种植的分布情况

　　截止到2012年，全世界共有26个国家种植有转基因农作物，总种植面积达到了1.7亿公顷，不过绝大部分的转基因农作物都集中在以下这5个国家——美国、巴西、阿根廷、加拿大和印度

　　转基因农业：雄心壮志的

　　科研与停滞不前的产业化

　　华中农大校园内一块近20亩的水田，三面被3米高墙围住，另一面是宽阔的湖面。眼下时节，几位学生正在田里插秧，“跟普通水稻是一样种的。”学生说。不同的是，这些秧苗上面都挂着小小的牌子，上面写着材料编号，而其中一块田里盖着纱网，是做抗虫实验的。

　　“想让外界知道我们的研究水平”

　　华中农大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国内从事转基因水稻研发的重要机构，但林拥军团队的工作之前一直不为外行人所知，直到2009年8月，农业部为“华恢1号”及其杂种“Bt汕优63”颁发了安全证书，这里突然成了媒体的焦点。“很多记者不知道安全证书是怎么回事，以为要产业化了。”范敬群回忆说。

　　不过，直到今天，这两个获得安全证书的品种仍没进行商业化种植，但转基因水稻还是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其实是担忧。

　　“我们在1995年就开始进行转基因抗虫水稻的研发，2005年开始进行安全证书的申请，2009年获批，这是第一代转基因水稻，第二代产品是双价Bt水稻，就是带两个不同的Bt杀虫基因，抗虫效果更强，另外还带有抗除草剂基因。”林拥军说。

　　“Bt蛋白对人体是无害的，Bt食物美国吃了16年，Bt农药作为有机农药，用了60多年了，它的安全性是做过充分评价的。”林拥军特别强调。不过，他也表示，目前实验室已经研制成了第三代Bt水稻，其特征是Bt杀虫基因主要在茎秆和叶片组织中表达，在大米中表达量接近于零，消费者更易接受。现在他们正在研究大米中既不含Bt蛋白也不含Bt基因的新品种。

　　“一位美国同行说我是用错误的命题做错误的科研——我承认，但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想让外界知道我们的研究水平。”林拥军说。

　　“回到过去的农业生产模式并不实际”

　　转基因水稻对农民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像抗虫水稻，不能说所有的虫子都不用防了，但主要的虫子，比如鳞翅目害虫就解决掉了，这部分可以减少80%的农药使用，光这一块就可以每年节约100多亿;还有除草的问题，现在用的是很贵的专杀性除草剂，第二代的抗虫除草剂水稻应用后，用普杀性的除草剂就行，可以减轻农民劳动强度，减少农药使用，有利于恢复农业生态。”林拥军告诉记者。

　　对于恢复农业生态，一种观点是想返回不打农药、不用化肥的所谓生态农业，林拥军认为，这种想法可以局部尝试，但很难普遍推广，主要是现在制衡的环境已经失去，天敌不能制衡虫子，虽然可以努力恢复，但过程非常漫长。

　　“我们曾经在金华做过两个实验，用天敌对水稻害虫进行制衡，尝试恢复自然生态环境，但那种做法是不计成本，不计损失的。对于只有一两亩地的农民，很难操作，因为要保持一定数量的虫子，才有它的天敌，那就必须以一定损失为代价。而现在农民希望的是零损失。”林拥军分析说，现在土地面积越来越紧张，需要的粮食越来越多，已经没有更多空间和余力来做这种实验。

　　绿色超级稻的梦想

　　中国4.5亿亩水稻种植面积，目前单产在400多公斤。虽然袁隆平先生的超级杂交稻可达到近千公斤的亩产，但这是在探求水稻的增产潜力，是建立在精耕细作，大量施肥的高投入基础上，这种方式很难说是可持续的，普通农民也做不到。对于中国农业来说，无疑需要找到一条少投入、多产出，同时兼顾生态环境的发展路线。

　　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张启发提出了绿色超级稻的概念，即少打农药、少施化肥、抗旱节水和优质高产的新品种。林拥军进一步解释说，这种水稻必须将转基因技术和常规育种有机结合，充分利用稻种资源内和其他物种的有益基因才能达到，在基本不打农药，粗放管理的条件下，就能得到较高的产量，这样经济上更划算。

　　多年来，国家对水稻转基因研究非常重视，包括华中农业大学、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所、中国水稻所和浙江大学在内的多个研究单位分别在抗虫、抗除草剂、抗逆等多个方面开展了研究，在水稻抗逆研究领域积累了相当的优势。

　　“从世界上来说，真正大规模种植抗虫水稻的是伊朗，05年开始商品化生产。菲律宾目前正在对黄金大米进行田间测试，明年有望大规模种植。”林拥军又表示，对于中国何时会放开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目前还不得而知。

　　转基因粮食产业化搁置多年

　　2009年，与华中农大转基因水稻品种同时获得安全证书的，还有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发的转基因植酸酶玉米，对于这一先进品种，当时有媒体称“商品化生产已箭在弦上”，但四年过去后，这支“箭”还是没有发出去。

　　玉米是我国重要的饲料用作物，不过，玉米中植酸磷含量很高(作物中磷的主要存在形式)，但猪、鸡、鸭这些单胃动物缺乏相应的消化酶，而缺磷又会对导致动物生长不良，不能被吸收的磷结合了钙镁等元素排泄出去，还会对土壤、水体造成污染。而转基因植酸酶玉米的出现，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通过生物技术手段将植酸酶基因转入到玉米中，使得玉米植株自身产生就具有高活性的植酸酶。”植酸酶玉米由中国工程院院士范云六的团队研发，团队主要成员陈茹梅研究员向记者介绍说。

　　陈茹梅表示，转植酸酶玉米在国际上都是领先的，能有效的通过农业方式替代工业方式。

　　转基因粮食产业化政策缺失

　　按照规定，获得安全证书以后，离商业化种植只有一步之遥，但这一步却是最艰难的。与1997年即在中国获批种植的转基因Bt棉花相比，由于水稻和玉米是用来吃的，其商业化种植要慎重得多。

　　《种子法》规定，转基因品种要变成育种资源，还要进行生产性实验，育成新的品种还要像常规品种一样进行品种审定，而品种审定工作由农业部种子局负责。陈茹梅介绍说，常规种子的审定并没有问题，但像水稻、玉米这样的转基因粮食作物，还没有出台品种审定的相应政策，进入不了品种审定程序，也就没有合法的身份，“获得安全证书以后，我们就不知道这个游戏规则是什么了”。

　　至于为什么一直出台不了“政策”，受访的多位专家均表示无法评论。“反正不是安全评价问题。”林拥军说。

　　反转舆论制约转基因产业化

　　事实上，中国转基因水稻、玉米迟迟不能商业化，与近年紧张的转基因舆论有关。

　　“过去一段时间认为中国在生物科技领域有可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但又拉大了。由于近年来反转的声音太强烈，相关工作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不过，今年又重新启动了，现在处于缓慢推进的过程。”罗云波如此评价中国转基因农业的现状。

　　在罗云波看来，中国的反转舆论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执著于反转的都是非专业人士，比如某某经济学家、某某作家，某某演员，纯粹把反转当作一个理想;另一方面他们反转时是非理性的，几乎不讲道理，不用逻辑的方法。

　　“他们的言语往往能蛊惑公众，甚至绑架上层决策。”罗云波感叹。

　　不一定等到形成一致意见再做决策

　　最常见的一种观点认为，转基因还存在争议，应该等一等，或者说中国可以做转基因科研，但不要急于产业化。

　　在林拥军看来，这种观点很难成立，“不能产业化，那研发的意义何在?作为科学工作者，我们希望我们的成果能造福社会，我们的价值感和成就感就在这里。”林拥军还表示，不能产业化还会引起猜测，“如果是安全的为什么不放开?”

　　陈茹梅认为，像孟山都、杜邦这样的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占据优势，很大原因是他们一条龙的业务模式，通过市场反馈的消息，研发能够准确定位。

　　罗云波则表示，美国和欧洲对于转基因也有争论，但他们是在争论中前进，中国不能陷在舆论的泥淖中停滞不前，“现在要以开放的心态，科学的头脑，果断决策，如果错失机遇，将来粮食安全都可能出现危机。况且，转基因技术对健康、生态、医疗都有深远意义，我们等不起!”

　　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对记者说，在转基因的问题上，不能等到形成一致意见后再做决策，“任何时候都会有反对派，不可能达成一致，政府决策要注意时机和策略，但绝不能停留在是否安全的无谓争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