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邓小平来到了新加坡。在此前漫长的岁月里，中国媒体会把这个小巧的新生东南亚国家称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但在邓小平与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会面之后不久，这种称呼就消失了。这是因为，作为一个美丽的城市国家，新加坡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工作，给邓小平等领导人，以及很多普通的中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20世纪80年代，环境保护和野生动物保护等思想开始萌芽，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末促成了相关法律的出台。作为改革开放的一部分，国外的生态专家也得以进入中国，参与到保护濒危动物的工作之中。这说明，中国开始着手纠正此前在生态方面的决策失误。

　　美国著名生态学家乔治?夏勒在《最后的熊猫》中写道，毛泽东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领袖之一，却因为对生态的无知犯下了四大错误：鼓励人口无限制增长;大炼钢铁砍伐树木，并导致饥馑，迫使人们盗猎;开垦草场为粮田加剧荒漠化;“文化大革命”导致的环境保护和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停滞与崩溃。所有这些失误，都需要中国在此后的漫长时间里，以大量的新政策和具体的工作来纠正。

　　然而，随着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20世纪80年代的环保萌芽，在此后的日子里生长得并不顺畅。今天，我们可以在网上轻易地搜索到千千万万的环境污染案例，所有这些事件，都折射出当事人的丑恶和贪婪。正如《邓小平时代》一书所言，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做好环境保护，是邓小平的接班人面临的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