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基于解放前的工业成就、国内技术储备和苏联援助等力量，迅速搭建起了最基本的现代工业体系。但在进一步提高工业化程度的进程中，中国也承受了因为冒进带来的损失。比如说，在20世纪中期，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是钢产量，因此，全民“大炼钢铁”成为1958年的“大跃进”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和荒废正常生产为代价，当年的中国勉强达成了钢铁生产指标，尽管很多所谓的“钢材”，都因为质量问题而被抛弃。

　　当邓小平成为中国“掌舵人”的时候，他同样面临提升钢产量的问题，而这一次，他选择了科技。在此之前，由于“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的干扰，中国的钢产量停滞不前;而以群众运动来提升钢铁产量的做法，已经接近了它的极限，对增产的作用并不显著。

　　1978年的访日之旅，让邓小平认识到了现代科技为钢铁工业带来的改变。当时日本的钢铁技术远远超过中国，仅仅是最先进的君津制铁所这一家工厂，其钢铁产量就相当于中国钢铁总产量的一半。在那里，邓小平参观了新型的连轧生产线，还有当时非常前沿的计算机控制技术。这些先进的钢铁工业技术，后来成为上海宝钢的基础。而这座工厂，成为中国现代化钢铁厂的样板。

　　来自日本的先进科技，为中国钢铁工业带来了华丽的转身。在20世纪80年代，钢铁产量从 1982 年的 3716 万吨猛增到 1989 年的 6159 万吨，1996 年又进一步增加到 1.12 亿吨，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到 2010 年，拥有现代技术的钢铁厂在中国遍地开花，不用进行政治动员，中国就能达到 6 亿吨的钢铁年产量。充足的钢铁供应，带动了一系列下游产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