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是“北京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启动之年。近日，北京市环保局公布了2013年度北京市治理空气污染方面的标志性事件。这些事件中，“向PM2.5宣战”“重典治霾”“信息公开”等10个关键词，成为梳理2013年首都应对空气污染“新政”的核心组成部分。

　　
　　01.北京发布了以PM2.5治理为重点的《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计划》细化分解了84项重点任务，明确了完成时点、责任主体和工作目标。
　　
　　向PM2.5宣战   进入词条
　　
　　2013年1月，北京的一场严重雾霾天气挑战着人们留给雾霾的耐心。
　　
　　伊博是北京市环保局大气环境管理处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他一直密切关注着国家层面为改善空气质量做出的动作。2013年4月，国家开始编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在这部总纲领出台后，各个地方得以编制符合自身情况的计划。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伊博和同事们加班加点是常事，有时事情紧急，晚上就在局里凑合一夜，第二天起来继续干。
　　
　　伊博只是为改善北京空气质量而努力的众多工作者中的普通一员。在这场空气质量保卫战中，北京从上到下，都付出了空前的努力。北京市在着手制定未来五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时，市里的官员先后数次调研燃煤设施清洁能源改造、机动车污染治理、高污染企业退出等情况。市民代表参与的讨论也不计其数。
　　
　　终于，几乎是和国家同步的速度。9月11日，北京发布了以PM2.5治理为重点的《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计划》细化分解了84项重点任务，明确了完成时点、责任主体和工作目标。
　　
　　为了实施到位，整个《计划》共涉及北京42个委办局、23家企业，并联合北京市民，致力于在2017年还北京一个蓝天。可以说，自此北京拉开了以PM2.5污染治理为重点的大气污染防治战役的序幕。
　　
　　2013年10月到11月期间，市政府又出台了《北京市2013-2017年加快压减燃煤和清洁能源建设工作方案》《北京市2013年农村地区“减煤换煤、清洁空气”行动实施方案》《2013-2017年机动车排放污染控制工作方案》等，进一步强化了空气污染治理的力度。
　　
　　美国国家环保局局长吉娜·麦卡锡女士来华访问了解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后，在官方博客上称赞，中国正在建设一套由中央领导、地方实施的高效空气质量管理体系，充分理解了它的成功运作离不开北京这样的省级地方部门的积极行动。
　　
　　2013年，北京全面打响了治理空气污染的战役，但这只是一个开始。在像伊博这样的环保工作者心中，2014年的工作会更加艰巨，“开弓没有回头箭，空气质量的好转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好的计划已经制定，这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工作。而且有了严格的标准和法规，如何落实将是未来更为重要的工作。”
　　
　　进入2014年，中国政府在大气污染治理领域再出重拳，环保部与31个省市签订环保“军令状”，PM2.5未达标将对地方官员追责。
　　
　　02《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草案）》对污染大气的违法行为规定了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惩罚措施，将为新阶段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提供有力的法律制度支撑。
　　
　　重典治霾    进入词条
　　
　　王灿发是一个北京市民，也是一名任教于北京政法大学的教授，更是一名环保法方面的学者，对于他来说，一个他怀揣了将近20年的理想，正在逐渐变为现实。
　　
　　作为一个搞环保法的专家，王灿发始终为完善环保法规而奔走。2012年初，北京正式启动《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的调研起草工作，而王灿发也自然参与其中。
　　
　　在这次《条例》的起草过程中，王灿发作为市人大代表和环境法专家，光是正式讨论就至少参与了5次。在他和广大专家的呼吁下，《条例》首次将“环境优先”的理念写进了法案。经济为环境让路，这条开创性的原则，将大气污染防治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机结合，实现了由末端治理向全过程治理的转变。
　　
　　回望之前近20年，王灿发认为这些环保法案上的胜利果实经历了太多的磨难。
　　
　　1995年，国家在制定《大气污染防治法》时，王灿发就是参与者。那时一些学者就注意到了环境急需法律法规保驾护航的问题，但是由于发展经济的驱动力太强，开始起草的理想化的草案，最后几乎全部被推翻。
　　
　　“过去的几次制定国家的大气污染防治的法案，我都参加过。当时我们的呼吁开始都写进去了，但是后来都删掉了。”在王灿发看来，正是那些不甚合格的法案，使后来的空气污染情况变得有些失控。“所以环境的好坏跟立法很有关系。如果法律规定的不严，该规定的不规定就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经过这些年，王灿发终于等到了比较令他满意的环保法案。“这次的北京《条例》还是比较满意的，比起其他地方的规定也要好多了。”
　　
　　而且这次的《条例》也充分体现了民意的诉求。为了体现民意，2013年《条例（送审稿）》形成后，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政府召开9次座谈会征求修改意见；全文公开征求意见2次，征求全体人大代表意见2次。还召开1次立法听证会，邀请10位市民代表对“停车熄火”这个市民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讨论论证。
　　
　　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对该法规进行三审后，将打破专业法规一般不提请市人代会审议表决的惯例，决定由全体人大代表行使权利进行表决。
　　
　　也就是说，《条例》将被带到1月份的北京市人代会上，接受700多名代表的检阅。王灿发认为，这是在立法上发扬民主的标志，从立法程序上讲，也是迈进了一大步。
　　
　　而且《条例》对违法行为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构建了政府主导、区域联动、单位施治、全民参与、社会监督的大气污染治理机制。王灿发认为，这次的《条例》规定了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惩罚措施，一旦通过，对北京的大气污染防治，将起到极为重要的保障和法律制度支撑的作用。
　　
　　03.北京市已建成了覆盖全市的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包含23个城市环境评价点、1个城市清洁对照点、5个交通污染监控点和6个区域背景传输点。
　　
　　信息公开    进入词条
　　
　　手机上关于空气质量的应用程序，几乎成了小王每天的“行事指南”。每天出门上班前，他都会打开“北京空气质量”这款APP程序，查看一下他居住的西直门地区的空气状况。
　　
　　如果AQI指数显示今天空气质量良好，首要污染物的浓度也相对偏低时，小王就会放慢脚步，多呼吸一些新鲜的空气，多看看路边的风景。而周末出游时，他也会刷新几遍程序，查看各区域的空气质量，尽量挑选空气最优的区域出行。
　　
　　像小王这样的人可能不在少数。但是他们在便利地使用这款应用程序时，可能很难想象到背后的支撑力量。
　　
　　2013年是北京市系统监测并公布PM2.5数据的元年，北京市已建成了覆盖全市的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包含23个城市环境评价点、1个城市清洁对照点、5个交通污染监控点和6个区域背景传输点，基本覆盖主要的环境空气功能区。
　　
　　空气质量信息每小时进行数据更新，市民可通过网络、手机、微博等渠道，了解到包括PM2.5在内的北京市各类地区的各种污染物监测结果。实时获取空气质量信息从2013年开始已经变成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北京2013年PM2.5年均浓度是89.5微克/立方米，距离每立方米35微克的国家达标标准还有差距，离2017年60微克/立方米左右的目标也有较大距离。
　　
　　04.仅仅2013年一年，北京市就一共发布了9项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的地方环保标准，是发布标准数量最多的一年。
　　
　　标准引领     进入词条
　　
　　许艺凡是北京市环保局科技标准处的副处长，作为工作在制定标准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她希望亲手制定的每一条标准都经得起推敲，耐得住考验，担得起保护空气的重任。同时，许艺凡也是一名普通的北京市民，她也和千万的北京人一样，渴望呼吸上洁净的空气。所以在双重的希望下，标准制定的工作，她和环保部门工作人员付出了更多的汗水和努力。
　　
　　“大家可能以为我们抓环境是从2013年1月初的那场严重雾霾才开始的，其实根据北京市十二五的规划安排，我们一直在做大气污染标准这方面工作，只是后来根据形势，我们加速了工作的步伐。”
　　
　　仅仅2013年一年，北京市就一共发布了9项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的地方环保标准，涉及水泥、机动车排放、低硫煤、锅炉等方面的标准，称得上是发布标准数量最多的一年。而这9项标准的背后，是大量紧张而又细致的工作。
　　
　　制定标准绝对是一个需要花费大量心思的事情，而“谨慎再谨慎”是她和工作人员们秉持的信念。在许艺凡看来，“标准是法规的一部分，标准的制定发挥着引领和导向的作用。”如果导向错了，后续的事情就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为了保证导向的正确，标准编制组的工作人员没少下苦功。许艺凡说，在制定一些标准时，需要前期调研，需要到企业去摸排情况。比如在制定《防水卷材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时，编制组的成员将北京40家防水卷材企业全部摸排了一遍。通过一家家地走访，了解各个企业的污染情况，然后根据实际情况考察技术的可行性，再以此为根据制定企业可以达到的最高限度的排放标准。
　　
　　而其中的困难也可想而知，在调研新标准的可行性时，也会遇到一些来自于企业和行业的阻力。比如在制定《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时，为了让水泥企业能够接受并且能够达到新标准的规定，标准编制组除了对水泥企业进行引导，还将国际上相关的减排新技术介绍给他们，使他们了解这些严格的新标准是有实现的可能性的。在许艺凡和同事们的努力下，这项标准得到了水泥企业的认可，使水泥企业的排放标准从之前的500微克/立方米，降到了200微克/立方米（第二阶段减排标准）。
　　
　　到目前为止，加上2013年发布的9项标准，北京市现行有效的大气地方环保标准共34项，从涵盖范围、数量上均居全国各省市的前列, 污染物排放限值上均属国内领先水平，部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对空气污染的治理来说，各种标准就是“规矩”。设立标准的目标，则是引领和倒逼排污单位加快末端治理设施的升级改造，推动企业调整原料结构和产品结构，促进先进污染控制与治理技术的应用。
　　
　　05.通过在环境管理中引入经济杠杆，落实“污染者付费”原则、降低环境治理成本和监管成本，初步形成了排污者加大治理投入，主动节能减排的长效机制。
　　
　　经济杠杆     进入词条
　　
　　将经济杠杆引入到环境治理中， 2013年北京迈出了很大的步子。
　　
　　北京市环境管理对于经济杠杆的运用经历了从无到有、由点及面的过程，由排污收费和财政补贴等单一手段，逐步发展到目前较为完整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采用了价格、税收、金融、收费、财政补贴、以奖代补等多种手段，涵盖了燃煤污染防治、机动车污染防治、工业污染防治等重点领域。
　　
　　截至目前，北京市与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紧密相关的重点环境经济政策共计40项，其中2013年新制定实施16项。
　　
　　通过在环境管理中引入经济杠杆，落实“污染者付费”原则、降低环境治理成本和监管成本，初步形成了排污者加大治理投入，主动节能减排的长效机制。
　　
　　在新制定的政策中，有很多突破。比如在对排污单位收取的排污费标准方面。北京在2003年的收费标准基础上大幅提高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四种污染物的排污收费标准，其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都调整为10元/公斤。
　　
　　还有绿色信贷的出台，营造促进了节能减排的市场环境。在这项政策中，企业环境违法信息将纳入中国人民银行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进入银行征信系统，作为银行审批贷款的必备条件之一。也就是说，有环境违法劣迹的企业，会大大增加其在银行贷款的难度。此外，税收优惠、绿色证券也是这套“组合拳”中的一部分。这些措施，将环境管理与金融杠杆相结合，迫使企业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而财政补助方面，北京市在燃煤、机动车、工业污染防治方面，也采取了定额补助、贴息、以奖代补、合同能源管理等方式，针对重点工作实施了一系列的财政补助政策，激励有关各方加大污染治理投入。比如对各区县减少劣质燃煤使用，按照200元/吨的标准给予奖励；对报废车辆按车型不同每辆给予3000-16500元不等的财政补助；对退出“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的企业给予50万、100万、150万和230万不等的以奖代补资金等。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环境经济与管理系教授宋国君认为，经济手段更加灵活，而且也更加尊重每个人、每家企业的情况。经济手段在污染防治方面是一种很高级的手段。
　　
　　但是他也建议，经济手段要发挥好的效果，需要经过严谨的设计，并经过规范的评估证明其效果。谁都不是上帝，规定在执行中会有变数，所以我们应该根据这些变数积极做些调整，使经济手段发挥最好效果。
　　
　　06.为了改善北京的空气质量，2013年北京市提出了未来五年压减燃煤1300万吨的目标，减煤比例高达56%，并首次正式将减煤换煤工作拓展到农村地区。
　　
　　全面压煤   进入词条
　　
　　在2013年之前，昌平区马池口镇新店村村民高天禄仍然在以煤取暖、用煤生火。他依旧记得过去那些年，自己穿着矿工服、戴着矿工帽去烧煤依旧弄得满身灰的情景。“仅仅是脏也就算了，烧煤是个费心的活儿，你得去买、挑质量好的、砍价，买回来要添火、生火，特别麻烦，那些年跟煤打交道，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不仅如此，燃烧煤炭后呛人的烟和一氧化碳中毒的危险更让高天禄觉得不踏实。这样的生活，在2013年结束了。为了改善北京的空气质量，2013年北京市提出了未来五年压减燃煤1300万吨的目标，减煤比例高达56%，并首次正式将减煤换煤工作拓展到农村地区。高天禄成为了农村地区减煤换煤工作的受益者。
　　
　　说起天然气的到来，高天禄用了“梦寐以求”四个字，而说到天然气的好处，他用了三个词：干净、省心、踏实。“现在的天然气只要把温度一调好，什么都不用管了，又干净又暖和又省心，”高天禄说“现在全村都用上了天然气，以前的煤灰、煤渣通通看不见了，环境更美了。”
　　
　　其实燃烧煤炭所带来的环境问题远远不局限于高天禄这样的一户或几户居民，而跟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占我国能源消费70%的煤炭，“理所应当”的成为了我国大气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的主要来源。国家环保部部长周生贤也多次向媒体表示，“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我国大气污染主因”。而且这绝对不是什么“新闻”，而是环保专家认为无需辩驳的“铁律”。
　　
　　研究表明，北京PM2.5约60%来源于燃煤、机动车燃油、工业使用燃料等燃烧过程。全面压煤成为了2013年北京向PM2.5宣战的重要手段。在2013年北京全面启动实施压煤工作以来，北京市全年共完成215台共3428蒸吨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其中，城六区完成2441蒸吨，工业开发区完成766蒸吨，郊区县完成221蒸吨。
　　
　　东城区、西城区共完成4.4万户平房居民“煤改电”工程改造。通过在城乡结合部和农村地区实施“五个一批”的减煤换煤工程（改造上楼一批、拆除违建减少一批、炊事气化解决一批、城市管网辐射一批、优质燃煤替代一批），全年实现城市化改造上楼4万户，拆除违法建设1100万平方米，煤改电4000户，煤改气1200户，液化石油气下乡30万罐。调整退出288家高污染企业。以上措施共压减燃煤130万吨，将实现二氧化硫减排5763吨，烟粉尘减排6017吨。
　　
　　同时，北京市不断增强天然气供应保障能力，陕京四线开工建设，大唐煤制气北京段工程、唐山曹妃甸液化天然气一期工程建成投产，共增加天然气供应能力124亿立方米/年。
　　
　　随着全面压煤的深入，像高天禄这样曾经烧煤生火的居民会越来越少，他们都将走上干净省心踏实的生活。而随着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北京的空气质量将会进一步改善。
　　
　　07.2013年北京市率先实施第五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简称“京Ⅴ”，相当于欧洲5号标准），比国家环保要求的标准提前了6年。

　　控车减油   进入词条

　　
　　在北京回龙观344路公交车站等车的人们都知道，车站附近有时会停靠一辆奔驰轿车。车主总会摇下车窗，冲着十几米长的队伍，大声地招呼等公车的人：“谁要去马甸、双安?搭车，不要钱!”一些回头客会熟门熟路地钻进他的车，而另一些人带着或疑惑或好奇的眼光看着满载的轿车渐渐驶远。那位诚恳邀请乘客搭顺风车的车主叫王永，他坚持免费载人搭顺风车已15年，搭载乘客超过万人。
　　
　　2012年春节前夕，为倡议大家开顺风车搭载同路的老乡一起回家，缓解春运困难，王永和几位朋友在微博上发起“春节回家顺风车”活动，倡议大家开顺风车搭载同路的老乡一起回家，缓解春运困难。
　　
　　截至2013年2月10日，参与活动的微博网友超过18000人。到了2013年春节，通过短信、微博、微信、网站参与活动的总人数达402429人。
　　
　　如何限制车辆、管理机动车尾气排放，如今成为了减少PM2.5来源的重要手段。王永这类的民间顺风车则是通过疏导，协助政府落实减少了机动车的出行和尾气的排放相关政策。而近日北京也出台了中国首个《小客车合乘指导意见》，给予市民拼车合法身份。但作为整个北京市而言，控车减油还需要综合手段，多点出击。
　　
　　2013年北京市率先实施第五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比国家环保要求的标准提前了6年。同时，北京市加快老旧车辆淘汰，2013年全年共淘汰老旧机动车36.6万辆，发放补助资金8.05亿元。经核算，淘汰36.6万辆老旧机动车可年减少一氧化碳、氮氧化物、碳氢化合物和颗粒物排放共12.8万吨，其中氮氧化物8925吨。
　　
　　在公共交通方面，2013年全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已达到465公里、施划公交专用道365公里、公共租赁自行车规模达到2.1万辆。机动车总量的调控也变得更为严格，年度配置指标总量由24万个减少到15万个，从而使机动车保有量到2017年底不超过600万辆。
　　
　　08.北京将空气重污染预警分为4个等级，并分别用蓝、黄、橙、红颜色标示；强化、完善应急措施，对应不同预警级别分别确定了健康防护、建议性减排、强制性减排三类措施。
　　
　　应急响应    进入词条
　　
　　2013年10月28日，京城一片灰色。北京环保监测中心监测显示，随着PM2.5浓度持续上升，全市空气质量达到重度污染状态，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发布启动空气重污染预警四级（蓝色）指令。
　　
　　此时，北京方家胡同小学的德育处主任徐老师宣布全校所有班级的体育课改在室内。徐老师表示，为避免对孩子身体的影响，同时也是响应蓝色预警，必须减少孩子们的户外活动。徐老师说：“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市教委停课的通知，一旦通知停课，我们会立马响应指示。”
　　
　　不仅是学校，电视台等纷纷播报预警信息，提醒老人、小孩减少外出活动。市交通委也派出作业车对工地扬尘进行处理。
　　
　　如此一条完整的流程，诞生于2013年。不同颜色的雾霾预警，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建议和要求。而这些措施都是为了降低雾霾对我们健康的影响。
　　
　　结合空气重污染应急实际情况，充分吸收借鉴国内外空气重污染应急的先进经验，北京市政府对空气重污染应急方案进行了修订完善，并于2013年10月21日正式印发了《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试行）》，强化空气重污染应急管理，将空气重污染应对纳入全市应急管理体系，成立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
　　
　　综合考虑污染程度和持续时间，北京将空气重污染预警分为4个等级，并分别用蓝、黄、橙、红颜色标示；强化、完善应急措施，对应不同预警级别分别确定了健康防护、建议性减排、强制性减排三类措施。当预计空气重污染达到最高级别预警一级时，实施停产、停工、停车、停放、停烧、停课和冲洗道路等“六停一冲”措施，应急措施力度空前，为最大程度保护公众健康，减缓污染程度奠定基础。
　　
　　09.2013年10月23日，北京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工作会议召开，明确了“责任共担、信息共享、协商统筹、联防联控”的工作原则。
　　
　　联防联控   进入词条
　　
　　2013年12月25日，据中央气象局发布的信息显示，当天山东、河北、安徽等省份发布省级雾霾预警，地级市发布预警的多达25个。此前两日，全国大部分地区大气细颗粒物PM 2.5日均浓度明显升高。24日，京津冀晋豫鲁陕苏局地均有重度雾霾。
　　
　　环保部发布的2013年前11个月重点区域和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数据显示，今年前十个月，石家庄有4个月都处于全国空气质量最差。在每月空气质量较差的前十名中，基本上都会看到石家庄、唐山、邢台、邯郸、保定、衡水，河北诸市形成一道环绕北京的“雾霾风景线”。
　　
　　日前，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方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北京市PM2.5的主要来源是周边地区污染、市内机动车尾气以及燃煤和工业排放，其中周边地区的外部输入，占两成以上，因此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联防联控尤为重要。
　　
　　全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重点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而重中之重是京津冀地区。北京及周边地区在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方面既有奥运会的成功经验，又有联合治理的愿望。
　　
　　2013年10月23日，北京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工作会议召开，此次会议参与者的规格很高，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主持，环保部部长周生贤、河北省省长张庆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国家能源局局长吴新雄等悉数出席，会议明确了“责任共担、信息共享、协商统筹、联防联控”的工作原则，京津冀地区联防联控治理大气污染工作机制在讨论了多年后，这只靴子终于落下。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柴发合认为，联防联控的实际含义应该有六个字：制度、机制、方法。“联防联控这种空气质量管理制度的创新，把所在地区受污染影响有一致性的区域集中在一起，进行污染防治工作，可以做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柴发合说。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央一再强调联防联控，要求各省、区、市通力合作。但一些地方经济增长冲动的热情不减，依旧抢时间上项目。近期，多个地方几十个、上百个项目集中开工，其中不乏高耗能、高污染项目，这些都是未来联防联控应对大气污染工作面对的巨大挑战。
　　
　　10.2013年的北京，从政府到企业，从公众人物到普通市民，从新闻媒体到环保公益组织，携手开展了一场“清洁空气·为美丽北京加油”的全民行动。
　　
　　全民行动    进入词条
　　
　　今年65岁的和韧是北京志愿者联合会特聘专家，他也是一名普通的环保志愿者。他从2006年就开始了环保志愿活动。
　　
　　奔走疾呼在最初的几年没什么收效。他一直在反映，“现在关于公民权利及义务的内容，《大气污染防治条例》里相关内容过于简单。在告知公民什么才是保护大气的责任方面，做得很不够”。但始终无果。
　　
　　直到近两年，和韧以公民代表的身份前后4次参与了大气污染立法的活动，并且取得进展。《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中关于公民的权利与义务预计在今年人大通过。目前已有120名会员的北京环保志愿者协会也将马上挂牌成立。
　　
　　和韧说，全民行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2013年的北京，从政府到企业，从公众人物到普通市民，从新闻媒体到环保公益组织，携手开展了一场“清洁空气·为美丽北京加油”的全民行动。政府相关部门发起了“清洁空气·绿色交通”、“关注PM2.5 携手污染减排”等系列主题活动，向市民寄送了50万份“拒绝PM2.5 你我齐行动”宣传折页。在北京的170余家企业联合倡议，履行社会责任，加强治污减排，共同改善首都空气质量。
　　
　　广大网民高度关注的“清洁空气”相关话题，发布“清洁空气”方面微博共计133万条，“环保北京”微博群备受关注，其中全年阅读@环保北京达3亿多人次。全市机动车驾驶员积极响应“清洁空气·绿色驾驶”活动，累计参与人数超过18万。
　　
　　2013年北京有50所高校、近3万名大学生、70家环保社团参加了“清洁空气·首都高校环境文化季”的90多场活动。很多媒体纷纷开设专栏、专题，交流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公众参与的新鲜经验。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自然大学、北京车友会、顺风车、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等环保公益组织积极开展志愿服务，吸引更多市民参与大气污染治理及监督。
　　
　　清洁空气可能不是一个快速、立竿见影的过程，但它确实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从一点点小事做起。因为公众既是环境的享用者，也是环境污染的制造者，同时也必然是环境治理的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