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登上飞机前，朗格也许还在为这次艾滋病大会上要做的演讲内容进行准备。也许他要讲的内容，和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论文有些关系。《HIV的全球应对：治疗作为预防，还是治疗为了治疗?》，他的这篇文章讨论的是在资源不足的地区应当在发现携带者之后立即采取治疗措施。这篇极具价值的文章发表在了2014年7月1日的《临床传染性疾病》上。

　　在得知MH17失事的消息后，一位艾滋病研究的业内专家曾激动地表示“治愈艾滋病的办法说不准就在MH17上呢,但我们已经没办法知道了。”

　　不管怎样，朗格已经无法按照他论文中的观点去推动资源不足地区的艾滋病治疗。其他五位研究者也无法继续他们热爱的防控艾滋病的事业。就像莫纳什免疫和干细胞研究中心主任理查德·博迪说的，“他们的知识是无法取代的。”从这个层面来看，6位研究者的离世，无疑是艾滋病研究领域的无法挽回的损失。

　　但是，人们也在悲痛中寻找着希望。一位参会的研究者说，“我们失去了几位领袖，还有许多聪明的年轻人，这让人肝肠寸断。但是艾滋病研究群体的关联是非常密切的，就像家人一样。我们会团结起来，这一事件会促使人们更加努力去寻找突破。世界还会有新的希望。”

　　而艾滋病研究的成果，正是被这样一群如同“家人”般的研究者带到了今天的高度。
 

　　艾滋病病毒是相似的一类病毒

　　上世纪50年代非洲人就已经感染了艾滋病。直到1983年，才由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西诺西教授和蒙塔尼亚教授首次“捕捉”了导致艾滋病的病毒。这种新病毒的发现也使两位教授获得了200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自1978年在纽约发现第一例以后，艾滋病感染者成直线上升。据世卫组织公布数据显示，截止到2013，全世界共有350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毒或艾滋病，绝大多数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2013年新感染这一病毒的人数为210万;艾滋病已成为全世界头号传染病杀手，迄今已造成3000多万人死亡。

　　实际上，艾滋病病毒并不是一种，而是相似的一类病毒。它们在形态、核酸序列、蛋白结构及细胞嗜性等均非常相似。目前，人类已经发现了艾滋病病毒的多种分型。它们的共同特性是能够调控T淋巴细胞的细胞融合，而T淋巴细胞是人类免疫防御所必需的，感染艾滋病病毒能够导致人体免疫系统遭到破坏。因此，1986年6月，国际微生物协会及病毒分类学会将其统一称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

　　艾滋病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几乎无视人体自身免疫力的可怕能力。艾滋病病毒感染后，人体产生的抗体，大部分是针对病毒放出的“烟雾弹”产生的抗体，对真正的病毒没有什么杀伤效果，因此几乎没有艾滋病患者是可以自己恢复的。

　　艾滋病并非不治之症

　　艾滋病虽然来势汹汹，但是人们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在治疗艾滋病上有了一些成效。

　　现在社会上，还会有人认为艾滋病是“不治之症”。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张孔来表示，在对艾滋病的教育干扰方面，我们经常会跟患者讲，艾滋病并非是“不治之症”，只要通过药物治疗，感染者坚持用药，还是可以活很长时间的，而且会让病毒局限在那么几个部位，不是全身蔓延，不会立即死亡，这是目前可以做得到的，但要达到功能性治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功能性治愈虽说是一个学术名词，但是在艾滋病患者心中，它却是黑暗中的一座灯塔。“功能性治愈”是指感染者体内虽然还存有病毒，但是病毒被完全抑制，机体免疫功能正常，即便不接受治疗，用常规方法也难以在血液中检测出病毒。功能性治愈的患者基本上就可以和健康人划上等号。

　　虽然目前功能性治愈还不能实现，但是药物控制已经取得很大成果。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控中心首席专家邵一鸣介绍，过去艾滋病研究的最大进展是发现了30多种抗病毒药物，使艾滋病从 “超级癌症”变成了象高血压一样的可治疗慢性病。

　　通过综合运用社会行为和生物医学干预措施，在一些国家地区遏制或减缓了艾滋病的流行。近年研究证明，抗病毒药物治疗还可减少病人传播他人。给尚未感染的高危人群提前服用抗病毒药物，也有一定的预防效果。在多年的努力下，首个低预防效果(31%)艾滋病疫苗也已出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主任吴昊也认为，艾滋病的防控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清华大学艾滋病研究中心教授张林琦表示，抗病毒药物可以说已经做到了极致，只要按时服药，就能够把病毒的复制水平降到极低。但是它仍然根治不了艾滋病，是因为病毒还会潜藏在人体细胞里出不来，如果能有一种方法或药物把潜藏的病毒“动员出来”，再加上有效的抗病毒药物，将来把病毒清除出去，达到功能性治愈还是有可能的。只是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艰辛的抗艾征程

　　回顾抗艾的征程，人们一直摸爬滚打，取得如今的成果，已经实属不易。

　　最初，人们面对艾滋病就像遇到了死神，绝没有幸免的机会。为了扭转这种局面，研究者投入了大量的精力。1987年，第一个用于艾滋病治病的药物——逆转录抵制剂在美国被核准，这类抗逆转录病毒类药物是通过抑制艾滋病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而起作用的。1994年，类蛋白酶抑制剂问世，它的作用是使病毒不能正常装配，从来达到抑制目的。

　　随后，研究者研制出了近百种抗病毒药物。但是，这些药物并没有很好地控制住艾滋病毒这头野兽。因为单一的药物很容易使艾滋病毒产生抗药性。所以抗击艾滋病的研究，一度步履维艰。

　　1995年，美籍华裔科学家何大一教授提出了三种或三种以上的抗病毒药物联合使用来治疗艾滋病，由于药物的配置方法和调鸡尾酒很象，因此称为“鸡尾酒疗法”，这种方式治疗几星期后，病人的血液中甚至可以检测不出艾滋病病毒，因此成了临床治疗的首选。

　　可以说，虽然没有治愈方法或预防疫苗问世，但是以“鸡尾酒疗法“为代表，在过去20年，HIV治疗和预防获得了大的突破。

　　据统计，通过新的治疗方法和预防措施，人们面对艾滋病已经渐渐不再被动。新感染病例从2002年的330万降低到2012年230万;全球艾滋病引起的死亡人数从2005年的峰值230万降低到2012年的160万。

　　而对抗艾滋病在临床上的进展也十分明显。“一开始由于缺少有效的药物和治疗手段，我们医院收治的艾滋病患者几天就去世了，后来发展到几个月，到现在我们医院收治的艾滋病患者很少有死亡的情况发生。”吴昊说。
 

　　治愈奇迹像流星般划过

　　艾滋病变成慢性病，似乎是人类在对抗艾滋病时一个标志性的胜利。但是人们对抗艾滋病的征程远未结束。面对艾滋病，人类似乎在走着进一步，又退一步的路数。在人们看到过些许曙光后，艾滋病毒却又躲在暗处诡异一笑。

　　2012年7月24日，艾滋病研究者口中都在谈论一个人。他就是著名的“柏林病人”蒂莫西?雷?布朗。在国际艾滋病大会上，他被宣告已彻底告别艾滋病，成为世界首位在接受骨髓移植后被治愈的艾滋病患者。截至目前，“柏林病人”已经七年没有使用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体内也检测不到艾滋病毒活跃。

　　但他就像一颗彗星，划过艾滋病灰色的天空后，了无痕迹。因为至今为止，像蒂莫西这样的艾滋病治愈案例仍是孤例。

　　同时，还有另一个雪上加霜的消息。从美国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曾被宣布“治愈”的“密西西比婴儿”，现在重新检测出HIV病毒。

　　这个著名的抗艾成功的婴儿曾引来人们极大地雀跃，他的成功一度被认为是人类治愈艾滋病的历史性开端。这个曾经的重磅消息，引来无数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知名媒体的争相报道。

　　这名4岁男孩在检测不到病毒之后停止了用药。然而在最近的一轮检查却发现，其体内的HIV再次呈现出阳性的结果。

　　美国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主任安东尼?弗契在新闻发布会上惋惜的表示。“从科学上来讲，这一情况提醒我们，对于HIV感染这种复杂的病症，以及病毒藏身在何处，我们还有许多东西需要了解。”

　　由此看来，人类抗艾的研究并不是一路高歌。张孔来认为，就目前来说，国际上治疗艾滋病的新进展还不够明显，正因如此，第二十届国际艾滋病大会的口号是“加快速度”(stepping up the pace)，正好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可以说，加快速度对艾滋病进行预防和治疗，这是全球艾滋病研究者的共同呼声。

　　艾滋病病毒的本质还没弄清

　　然而，艾滋病并不像一个臭虫那样容易捏死，虽然艾滋病已经不是绝症，但对它的认识，也许还远远不够。

　　一个最原始的问题却摆在所有研究者面前，即对艾滋病毒的本质尚未弄清。

　　“艾滋病研究的难点在于对艾滋病毒的本质还没有弄清楚，为什么那么容易变异?怎么才能克服变异?这都是没有弄清楚的问题，但毫无疑问，容易变异就容易抗药，容易抗药就不容易把它从细胞里杀死。”张孔来说。

　　而对艾滋病研究所面临的困难，邵一鸣认为主要存在三大挑战：首先是抗病毒治疗需要终生服药，这不仅对个人、家庭和社会是个沉重的负担，而且很难避免的耐药病毒不仅会加大此负担,还可能使治疗功亏一篑。因而如何通过研究实现功能性治愈,即使病人停药后已能健康地生活，这己成为治疗领域的研究目标。二是如何攻克艾滋病疫苗的难题，使预防传染病最有效和最经济的手段可以发挥作用。三是如何尽快找到防治效果持续保持的最佳实践。

　　中国需关注高危人群

　　中国一向被认为是艾滋病的非高发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事实也是如此，但是艾滋病和中国的联系也时日不短。

　　1985年6月，北京协和医院接待了一位来华旅游却突然病倒的外籍游客。在对该游客进行常规检查时，医生却发现种种令人吃惊的情形，这名病人的免疫系统似乎已经全线崩溃，任何抗感染的药物对他都无济于事。后经越洋电话联系到病人的主治医生，了解到病人得的是艾滋病。最终，这位患者很快死去。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这种致命的疾病，这之后的几年时间里，艾滋病在国内呈现一种进入快速传播时期。

　　如前文所说，中国并不是一个艾滋病的高流行国家。艾滋病病毒总体感染率维持在较低水平，只有0.46‰到0.70‰左右。这一流行水平比许多亚洲国家都要低。

　　但是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生物医学研究所联合主任莎朗?列文认为，中国感染率不足1%，但是了解艾滋病的流行情况并不是只看全人群的流行率这一个指标，还要看关键高危人群(KAPs)的流行率。

　　在中国，几个关键高危人群——男男性行为者、静脉注射吸毒者和性工作者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远远高出全人群水平。其中，男男性行为人群的新发感染率仍在攀升，该群体已成为中国新发艾滋病病毒感染的主要群体。在一项北京佑安医院的调查中，北京市同性恋人群的艾滋病感染率及新发感染率为7.26%，远高于一般人群1‰的感染率。

　　而纵观全国，数据也不乐观。联合国艾滋署(UNAIDS)数据显示，在中国全国范围内，男男性行为人群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在过去几年迅速增长。张孔来说，在社会上有些人谈“艾”色变，但为什么高危人群，比如男男性行为群体明知道有危险还会发生危险性行为?他们是否知道其危险性，或是他们知道其危险性也不管不顾?这都是需要从社会行为研究上没有弄清楚的问题。

　　稍显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看到关于这一问题的社会学研究结论。但是医学界已经开始了行动。

　　北京佑安医院组建的“临床队列研究”，就是一项对抗男同性恋人群艾滋病的“大杀器”。这个研究项目锁定艾滋病的高危人群，男同性恋人群为北京防控艾滋病的目标人群，建立了国内最大规模的临床研究队列。

　　“建立这个队列的意义就在于，这是一种遏制艾滋病蔓延的有效策略。”吴昊介绍，“锁定HIV感染关键人群及关键时期”的防控策略能有效延缓感染者疾病的进展。

　　关键人群即为同性恋人群尤其是男同性恋群体。而关键时期是传染性最强的感染半年内的“急性期”。慢性期病人每毫升血液中病毒载量平均为几万个，而急性期可高达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个。

　　这项研究组建成了由6000个同性恋人群组成的长期随访队列。也就是说，这6000位同性恋者需要长期随访监测，频率为每两个月一次。监测的结果显示，该人群每年的新发感染率高达5.66%，这一数值远高于发达国家每年男同性恋人群约1%人的新发感染率。

　　及时发现新发感染人群后，会继续对他们进行动态监测和药物等干预，以防止它们继续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健康人群。过去10年，国际上比较有影响力的调查发现，如果一个城市监测到5例或者10例急性期病人，这个城市10年之内艾滋病的新发感染率就很低。而截止到2012年，课题组在北京的男同性恋人群中找到了200余例急性期病人，建立了国际上最大的急性感染者队列。为遏制艾滋病的蔓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念和途径。

　　邵一鸣认为中国艾滋病经过30多年的流行在传播形式上己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传播渠道由血液传播为主转为性传播为主;二是流行地区由边远农村为主到城市农村并行，尤其是大城市的流行;三是波及人群由高危人群到普通人群与高危人群并存。在医院普通就诊人群中发现的病例已明显超过疾控部门在高危人群发现的病例。这说明我国艾滋病流行途径已由易控制的转成难控制的，防控人群已从有限的人群扩展到全人群，防控地区也由局部地区蔓延到全国。以往控制经血传播的有效方法已不适应经性传播的形式，在农村地区针对无业高危人群的措施，也难以在城市“有身份”职业人群奏效。这是我国艾滋病防控面临的新情况和最大的挑战。

　　邵一鸣认为,全球艾滋病防治成功的国家和地区，无一不是采取了综合防控措施才成功的, 我国控制吸毒人群艾滋病流行也是综合防治的成功案例。只要加强对新情况新挑战的科学研究, 坚持政府领导多部门合作和全社会参与的综合防控策略,是可以找到在我国有限遏制艾滋病性传播的有效措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