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丁林 供图/视觉中国

【演讲人】

崔凯 博士

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合伙人

宾夕法尼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访问学者

在今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记者会上，农业部部长韩长赋称：“转基因的问题，说到底是科学问题、法治问题。安全不安全，应该是科学来评价;能种不能种，应该由法规来处理;食用不食用，应该由消费者自己来选择。”

网络上对转基因问题的争论还未尘埃落定，此时中国消费者对待转基因的态度究竟如何呢?江南大学食品工程博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访问学者崔凯日前在美国加州农业与食品研究中心主办的“转基因食品360度论坛”作题为《中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的演讲中透露了答案。

本来，公众对“基因”这个概念并不敏感，2000年前后中国甚至还出现过一款畅销基因概念保健品“珍奥核酸”。然而，在2002年我国开始施行《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以后，中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开始发生显著变化。

转基因食品的支持率在我国不断下降

我和同事经过比对发现，中国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支持/反对比率总体呈下降趋势——2012年以前支持者多于反对者，2012年以后反对者开始多于支持者。为什么拐点出现在2012年?

那一年，湖南发生了“转基因黄金大米”事件，引发全社会关注。随后的2013年，方舟子和崔永元两位公众人物爆发转基因论战，并持续至今。很多公众不明就里、无所适从，有些甚至一旦看到奇形怪状的农产品，就会认为这是“转基因”，谈虎色变。

▲2002年之后，中国消费者对转基 因食品的支持率开始下降，2012年反对者的数量超过了支持者（图表来源 ：崔凯）

为全面了解中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状况，在2016~2017年，我和同事在中国先后进行了两轮全国性的社会调查，并投稿于《自然》旗下的食品刊物《Science of Food》。我们在2016年共收集有效问卷2063份，受访者常住地包括中国大陆全部31个省市自治区的193座城市。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持支持、中立和反对态度的比例分别为11.9%、46.7%和41.4%。

这其中还存在一定的群体差异：

①年龄段与对转基因食品的支持态度呈反比，1990年以后出生的青少年群体对转基因食品支持率最高(19.5%)，反对率最低(18.5%);

②男女性别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上没有显著差异。西部省份对转基因的支持率最低(7.4%)，反对率最高(51.3%);

③研究生以上的高学历群体对转基因支持率最低(9.5%)，反对率最高(47.8%);大学及以上学历群体中，理科背景的受访者对转基因的支持率(14.1%)显著高于文科背景(7.5%);

④低收入群体对转基因食品的反对率(34.2%)要显著低于高收入群体(51.6%)。

负面传闻助长公众疑虑

在2016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科学院通过历时2年的研究，搜集、整理和鉴别了过往数以千计的转基因研究报道后，联合发布了长达606页的研究报告，并做出结论：“没有发现确凿证据表明目前商业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与传统方法培育的作物在健康风险方面存在差异。没有任何疾病与食用转基因食品之间存在关联，转基因食品不会为人体健康带来更高的风险。”

不过，面对世界权威的研究机构做出的结论，很多中国公众依旧心存疑虑——原因何在?

2017年，我和同事通过媒体和网络检索，搜集整理出关于转基因食品的14个负面传闻。针对这些负面传闻，我们再次进行了社会调查。调查共收集有效问卷1200份，受访者常住地包括中国大陆29个省份的86座城市。

调查结果显示：这些网络流传的说法，不仅公众知晓度高(最高的Q1、Q5和Q9知晓比例都超过70%)，而且公众对这些说法还有很高的认同率——认同度最高的三个是Q3、Q8和Q9，赞同比例分别为51.1%、60.1%和65.9%。

公众只有真正了解相关知识，才能对转基因食品有理性的认知和态度。

尊重公众对转基因的知情与选择权

2014年12 月，辩论电视节目《智慧广场》在美国纽约举办了一场很有影响力的转基因辩论赛，对战双方都是挺转界和反转界的权威人士。经过100 分钟正反双方的激烈辩论，现场观众对转基因持支持、中立和反对态度的比例从赛前的32%、38%和30%，变为赛后的60%、9%和31%。即：支持比例从32%增加到60%，反对者比例基本没有变化。

在这场辩论赛中，有的观众的确是通过辩论，在真正了解转基因以后选择了支持。但有的观众可能到最后对转基因依旧似懂非懂，但他们更多地感受到了正方辩手的诚恳，于是选择相信了科学家的观点。

中国还有近一半的消费者对转基因持中性态度，这部分群体的态度走向，将决定转基因食品在中国的未来走向。我们需要在深入了解公众“支持”和“反对”原因的基础上，积极开展科普活动，解答公众关于转基因的常见疑问，并对报道过的一些转基因安全事例进行客观和深入浅出的分析，使公众不再为一些莫须有的问题担心。

转基因科普要立足现实，让公众了解粮食安全和化学农业污染的实际情况，再讲清楚转基因技术的原理和优势，让公众自己权衡利弊——科学家可以站在科学的角度对转基因食品做出评价，但是站在社会学的角度，民众有权利要求知情、表达意愿和做出选择。我们应该对公众对于转基因的顾虑给与理解和尊重。

此外，虽然科学谣言可以被事实击破，但阴谋论则不需要事实证据——人们凭借想象就可以随意假设，其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社会心态。在中国，阴谋论主要指向转基因育种学家及商业机构，以及向中国出口转基因大豆的美国。公众对这些阴谋论需要提高警惕和辨别力。

其实，全世界从事育种工作的学者数以万计，大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分子生物学专家。他们的研究成果会在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选育的新品种也要经过政府和相关机构的专业评审才能够商业化种植。公众没有必要过度担心。农民和消费者是转基因食品最终的裁判，因为新品种必须能够让农民和消费者获益，才会有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

纵观科学史，一项新发现被承认往往要经历一段非常曲折的过程。自然科学的结论是一元化的，但文化态度却可以多元化，我们应该尊重公众对转基因食品不同的选择。

公众需要更久的时间来理解转基因食品，“挺转派”和“反转派”都不必站在处心积虑地想击败对方的立场上。相信伴随着综合科学素养的提升，转基因之争在中国将会回归理性与科学。■

（本文综合自“科学日报”“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对崔凯博士演讲的整理，有删节）
 

14个关于转基因食品的负面传闻

Q1：转基因技术会破环食物中的 营养成分。

Q2：很多动物不吃转基因粮食和水果。

Q3：能够杀死害虫的转基因作物，对人和动物也会有毒性。

Q4：转基因食品会引发过敏、癌症等病症。

Q5：转基因种子是不育的，吃了转基因食品，人体生育能力会受到影响，人体自身的基因会被改变。

Q6：种植抗虫害转基因作物，导致田间蝴蝶和蜜蜂等昆虫的数量急剧下降，会破环生态环境。

Q7：转基因作物会导致杂草和害虫进化升级，甚至出现“超级杂草”、“超级害虫”，酿成未知风险。

Q8：违背自然规律地制造新物种，会造成对其它天然物种的“基因污染”，破环生物多样性。

Q9：很多大型国际活动(奥运会、世博会等)都禁止提供转基因食品。

Q10：很多印度棉农因贫困自杀，而种植转基因棉花是导致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

Q11：俄罗斯立法：禁止在俄境内种植转基因作物、生产转基因食品，并禁止俄罗斯进口转基因食品。

Q12：美国孟山都公司毁灭中国大豆产业，转基因可能是一个巨大的阴谋，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生物武器”。

Q13：有些官员和学者被跨国公司和境外势力收买，他们支持转基因食品是因为存在幕后交易。

Q14：“上帝创造万物”，而转基因技术则是对“造物主”的挑衅和僭越，会受到上帝的惩罚。
 

【人物专访】

近一半人认为转基因是“生化武器”出乎我意料

记者 慈玉鹏

记者：您开展中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调查的原因是什么?

崔凯：中国有14亿人口，有着粮食安全方面的现实压力。如果将中国的庞大人口看成是猛涨的洪水，那么粮食就相当于堤坝。综合过去4年中国的粮食生产与食品消费的情况，这道堤坝目前是把洪峰顶住了，但是其中有一个问题——大量的农药化肥投入。中国的耕地面积仅占世界的7%，但我们所使用化肥和农药却占到了世界近1/3。目前我国第一污染源就是农业的化学污染。如果这种状况继续持续下去，我们的环境将越来越难以承受。转基因技术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技术途径。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假设国家要发展转基因技术、推广相关的作物，除了考虑科学因素外，公众舆论也是重要的一点。现在，大众对于转基因食品的认知到底是怎样的?我想通过这次调查，从某种程度上给出一定的答案。

记者：您只调查了2年，如何得到近15年来中国大众对转基因技术支持度的变化趋势?

崔凯：我研究了此前的近20个关于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调查报道。它们的统计数据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有一组数据仍具有一定可比性，就是每次调查结果中的“支持/反对”的比率。支持/反对的值大于1，说明支持者高于反对者，小于1则说明反对者多。我觉得这些数据是有价值的。

记者：调查结果显示，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人群对于转基因食品的支持率是最低的，这是为什么?

崔凯：我个人认为这是“质疑精神”的一种体现。学历高的人在面对争议时，是不易轻信盲从的，因为他们懂得辩证、思考和质疑。

记者：如何保证结果的准确性?

崔凯：首先是数量上，调查对象多多益善。一般来说，一个省份的问卷调查需要500份以上，全国性的问卷调查，需要1000以上。我在2016年的时候，共搜集了2063份有效问卷，在2017年，共搜集了1200份有效问卷。目前在中国公众对转基因认知调查这件事情上，可查的资料中我的样本数量是最多的。

其次是人群分布，我找到了许多不同的群体来做调查，年龄、学历、收入、地理位置等等都有考虑。相对比较难找的是60岁的老人，我们不能挨家挨户去上门找。对此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去教堂。

记者：调查的结果，是否有一些出乎您之前的预料?

崔凯：问卷里有一条网络传言：“美国孟山都公司毁灭中国的大豆产业，转基因可能是一个巨大的阴谋，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生化武器’。”调查结果显示，有45%的人认为这是正确的，这么高的赞同率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记者：您投稿于《Nature》旗下食品刊物《Science of Food》的文章中，有没有更多的结果?

崔凯：至今，我还有1/3的调查结果没有公开，例如“中国存在违规种植转基因作物的情况吗?”“现在很多关于反转基因的报道，背后是否有一些非转基因企业出于商业目的有意操纵?”，公众对于这些问题的认知，将会在论文中体现。另外，我在论文中还会做一些“相关性分析”等。

记者：您的调查是否有赞助方?

崔凯：整个调查是我独立完成的。我到了现在这个年龄，想做一点儿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我本科学农学、硕士学生物化学方向，第一个博士是食品工程专业，第二个心理学专业博士、做的是社会调查，所以选中了这件事来做。

做转基因公众调查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总会有人对你的动机进行质疑。比如有一些人会问我：“崔凯，你为什么要拿杂交水稻来设置问题，你心里到底藏着什么?”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们需要知道大众对它的认知。但是没办法，总有人会怀疑你。

记者：您对于转基因科普有什么建议?

崔凯：我认为，应该在中学生物学教材中增加转基因技术的相关内容，尤其是转基因的原理和基因在人体内的代谢途径。另外，生物学家在从事科研的同时，也应重视科普教育，让学术走向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