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丁林 编辑/丁林

英国公司舆观调查网(YovGov)在2015年进行了一项调查，询问了世界各地的人们“你觉得世界总体而言变好了，还是变坏了?”调查最后的统计结果显示，来自各个国家、地区的调查参与者中，持悲观意见的占了多数。

哈佛大学认知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史蒂芬·平克在今年4月的TED演讲《从数据中看：世界在变得更糟，还是更好?》中谈到：从统计数据来看，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人类作为整体正在朝更健康、更富裕、更智慧、更安全、更幸福的方向迈进，而同时期的新闻报道却显得越来越悲观。

人们总觉得问题正在不断变多，这种现象一方面是新闻报道的属性决定，另一方面也和人们的认知偏差有关。我们被狭小的时间、空间所限，很难看到缓慢发生的、广泛的变化。

从小的方面来说，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些问题也总显得如影随形，挥之不去。我们曾经被电脑频繁蓝屏、死机困扰，如今这些问题逐渐消失，我们转而为渣网速、渣续航闹心……

一个来自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团队发现：人们的不知感恩和悲观，可能并不是太过关注半杯水空的那部分的缘故，而是因为“杯子变大了”。举个例子：每当热心社会群众看到潜在的犯罪行为(如抢劫或盗窃)的迹象时，就会报警。但随着犯罪率的下降，他们就能高枕无忧了吗?不能，随着不法事件的减少，他们可能开始对四处游荡、“鬼鬼祟祟”的人起疑心。

也就是说，“问题”始终没有被解决，是因为人们在不断地拓宽“问题”的定义范围——如果你是守门员，那问题就像一个永远变大的球门，让你疲于奔命。

研究者将这种认知偏差现象称作“普遍度引起的概念变化”(Prevalence-induced concept change)，这项发现可能有助于解释人类固有的一些偏见。他们的相关研究发表于6月29日的《科学》杂志上。

万紫丛中一点蓝

研究团队给实验参与者(非色盲)展示了一系列彩色圆点，这些圆点的色彩介于蓝、紫之间——有的更蓝一些，有的更紫一些。

实验参与者要做的很简单：判断每个圆点是否为蓝色。在前200次尝试中，偏蓝色和偏紫色的点出现频率一致。随后的800次判断里，科学家让一个实验组中偏蓝色圆点出现的概率逐渐减少(或者骤减)——但参与者的判断并没有完全跟上这种变化。一些最初被判断“不蓝”的圆点在实验后期再度出现时，被归入了蓝色系。蓝色点概率始终不变的对照组则没有出现这种倾向。

▲实验中的圆点颜色介于紫色 （100,0,155）和蓝 色（0,0,255）之间。（图片来源：《科学》）

增加蓝色点的反方向实验也得到了一致结果。参与者这种“标准前后不一”的倾向，甚至在科学家提前宣布蓝色点会逐渐减少，并承诺向前后判断一致的参与者给予资金奖励时依然如故。这表明，人们无法有意识地控制这种偏差(否则他们就能获得奖金)。

然而，我们分不清的不止颜色。研究者展示了一系列数字合成的人脸(总计800张脸)，让人们判断看到的脸是否有威胁性。和色彩实验相似，实验参与者在威胁度高的人脸逐渐减少时，会把之前判断为“无威胁”的样本划进“有威胁”的范畴。也就是说，一张脸在主观上是否有威胁，部分取决于同时期出现的其他脸。

研究者设置了第三个实验，让参与实验的志愿者扮演“学术评审委员会委员”的角色，阅读240份杜撰的研究经费申请书，并判断这些申请是否符合伦理规范。符合伦理的例子有“参与者列出想去的城市名单，并写下希望在每个城市做什么”，明显不符合伦理的例子有“让参与者舔一口冰冻的人类排泄物，测量其随后用掉的漱口水总量”。研究者觉得这次会有不同的答案：前两个实验的结果，可能只是人类视觉系统的又一个不完美之处罢了，而对于伦理道德的判断，毕竟涉及更高级的大脑认知功能——今天不道德的事情放在明天也是一样不道德，人们不会犯错。

他们想错了。随着不合伦理的方案出现频率逐渐降低，志愿者的眼光越来越挑剔，“不道德”的范围也越变越大。如果实验开始时他们的眼睛里揉不进沙子，到实验的最后，可以说连细颗粒物也揉不进去了。

▲从左到右，这些人 脸的“威胁度”为 1/10/20/30/40/50/60。 （图片来源：《科学》）

大部分时候很实用

大脑常常把距离最近的同类信息拿来作为参考。因此，看到一张新的脸庞时，我们不会将其与所有曾经见过的人脸进行比对，而是和最近见过的一批样本进行比较。然而，当最近看到的样本普遍属于“慈眉善目”型时，你看到的下一个不幸偏离均值的人脸，就会显得比实际更凶恶。

研究论文的第一作者大卫·勒瓦里认为，这种“鼠目寸光”的倾向，或许是大脑节约能源的一种运行机制。很少人记得家人、朋友的绝对身高，但“谁比谁高”“高多少”我们则能更容易地回忆起来。实际上，“通过比较做判断”的机制，在大部分时候能为我们提供充足的信息来驾驭环境。

而在一些特殊场合，这类决策甚至合情合理。研究论文的通讯作者，丹尼尔·吉尔伯特教授举了个例子：急诊室的医生会用验伤分类法，优先治疗情况紧急的病患。

吉尔伯特说：“如果急诊室里满是枪伤患者，这时来了一位手臂骨折的，医生会告诉那人先等着。”但在没有枪伤者的另一天，医生就应该根据当时实际的轻重缓急情况，优先治疗骨折患者了。

“工匠精神”还是吹毛求疵?

其实，概念扩张也并不是新鲜事。2016年墨尔本大学社会心理学家尼古拉斯·哈斯拉姆提出了“概念蠕变”(Concept creep) ，描述了如今心理学领域对“抑郁”“成瘾”等心理问题的定义范围正在不断扩大的现象。

我们很难判断，这是给需要帮助却被忽视的人带去了希望，还是在给许多心智相对健康者的生活无端添乱。“微侵略性”等概念的出现还引起了广泛争论——支持者认为这表明社会觉醒度的提高，反对者宣称这是“政治正确”被滥用。

吉尔伯特说：“我们的研究本身并没有任何立场。生活中，有时候我们确实需要前后一致的判断标准，有时候标准则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变化。但我们的实验表明：当人们脑子里设想着前者时，行动上却常常往后者靠拢。”

在医疗诊断、金融投资等领域，从业者能不能做出前后一致的判断至关重要。我们如何见好就收，免于落入认知陷阱呢?研究团队正在寻找行之有效的干预措施。但到目前为止，想要避免这类认知偏差，最好的办法是在尽量早的时候选择固定的标准——不要跟着直觉走。

平克在他的TED演讲最后表示，我们对人间发生的苦难时刻表达关切固然重要，但“无差别的悲观”可能会带来宿命论或激进主义等危险后果。他说：“我们永远不会达到‘最完美’的社会，但借助知识不断促进的人类繁荣，也没有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