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实施大数据战略以来第一次将大数据和智能技术提高到国家层面进行总体战略思考的地位，“智能时代”已经以前所未有的发展模式到来了。大数据时代随即带来的问题就是信息共享和隐私权，学术研究、共识以及立法是解决大数据与智能时代必定会遇到的问题的根本方法。

文/李大光（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科学传播研究学者）

最近，中央政治局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大数据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应该审时度势、精心谋划、超前布局、力争主动，深入了解大数据发展现状和趋势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分析我国大数据发展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数据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保障数据安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更好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这可能是中国在实施大数据战略以来第一次将大数据和智能技术提高到国家层面进行总体战略思考的地位。在世界上，从战略角度谈论大数据和智能技术的作用的国家领导人不是很多，中国开始进入“智能时代”。

17-19世纪出现科学革命，科学革命带动了大工业革命。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英国企业家率先使用煤炭作动力产生蒸汽机革命，从此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厂、铁路和炮艇的出现推动了西方国家在19世纪的崛起。而20世纪人类已经迈入信息化时代。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提出“信息高速路”(Information High-Way)的计划，美国在短短的20年时间内实现遍布全国的光缆覆盖。信息化使得美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和工业化速度得以极大提升。1998年，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再次提出“数字地球”(Digital Earth)概念。2008年，IBM董事长彭明盛(Samuel J. Palmisano)提出“智慧地球”(Smart Earth)“智慧城市”(Smart City)的理念。大数据时代借助数据分析来改变人的行为和决定。世界各国开始了大数据时代的竞争。

智能时代与大工业时代最大的不同之处是能源与时间。大工业时代之所以能够发生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是因为蒸汽机的出现，而蒸汽机能够带动大工业主要是因为英国煤炭和铁矿资源非常丰富。在信息高速公路时代主要是依靠铜矿资源制造电线。华裔美国科学家高锟博士从理论上分析证明了用光纤作为传输媒体以实现光通信的可能性，并预言了制造通信用的超低耗光纤的可能性，而生产光纤的材料仅仅需要随处可见的石英石就可以了。高琨因在“有关光在纤维中的传输以用于光学通信方面”取得突破性成就，获得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光纤的高速和低噪音阻碍性能使得上个世纪90年代的人类生活由过去的大工业化时代进入到知识经济时代。

在过去的50多年里，人类GDP增长的根本动力是摩尔定律，即每过18个月，集成电路的性能(以集成电路芯片中的晶体管数量来衡量)就翻一番，或者说同样性能的集成电路每18个月价格下降一半。在此之前，人类还没有一项技术能够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以指数增长的速度进步。 “智能时代”以前所未有的发展模式到来了。

大数据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利用不同类型的电子数据收集传感器来提供有效管理资产和资源的信息的城市区域。这包括从公民、设备和资产中收集的数据，这些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以监测和管理交通运输系统、发电厂、供水网络、废物管理、执法、信息系统、学校、图书馆、医院和其他社区服务。

智慧城市概念集成了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以及连接到网络(物联网或物联网)的各种物理设备，以优化城市运营和服务的效率，并与公民联系。智慧城市技术使城市官员能够直接与社区和城市基础设施进行互动，并监测城市和城市正在发生的变化。信息和通信技术用于提高城市服务的质量、性能和交互性，以降低成本和资源消耗，增进公民和政府之间的联系。

新的互联网技术也促进了云服务、物联网、现实世界的用户界面、智能手机的使用和智能电表、传感器网络和RFID网络，以及基于语义网的更精确的通信，开辟了集体行动和协作问题解决的新途径。在线协作传感器数据管理平台是一种在线数据库服务，允许传感器所有者注册并连接他们的设备，将数据输入到一个存储的联机数据库中，并允许开发人员根据该数据连接到数据库。在伦敦，一个名为SCOOT的交通管理系统通过将磁强计和感应回路数据反馈给超级计算机，从而在交通路口优化行人等待绿灯的时间。

大数据时代与大工业时代的不同之处是带动经济发展的是信息，而非机器。大数据时代的特征是海量信息通过各种电子处理终端将各种文字、字母、数字、视频、图片，甚至电影等各种信息送入云进行快速计算，信息归类处理后迅速根据渠道需求进入工业、商业和管理机构进行机器阅读。但是，智能化可以通过机器学习和算法预测未来，同时可以通过即时显示的模式展示随时变化的趋势。

因此，大数据时代随即带来的问题就是信息共享和隐私权。学术研究、共识以及立法是解决大数据与智能时代必定会遇到的问题的根本方法，中国在进行战略规划时应该审慎考虑，通过法律对大数据进行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