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今年诺贝尔奖的关键研究成果背后，中国科学家做出了哪些贡献？我国科研已“站上巨人肩膀”，未来如何涌现更多诺奖级成果？

撰文/记者 罗中云    编辑/丁林

▲2022年10月10日《北京科技报》封面（订阅☞）

进入10月，今年的诺贝尔奖陆续揭晓。

在倍受关注的自然科学类奖项中，202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瑞典遗传学家斯万特·佩博，获奖理由为“发现已灭绝人种的基因组和人类进化”。物理学奖被授予法国科学家阿兰·阿斯佩、美国科学家约翰·克劳泽和奥地利科学家安东·蔡林格，以表彰他们在“纠缠光子实验、验证违反贝尔不等式和开创量子信息科学”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化学奖被授予美国化学家卡罗琳·贝尔托齐、丹麦化学家莫滕·梅尔达尔和美国化学家巴里·沙普利斯，表彰他们对“发展点击化学和生物正交化学”所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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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得主们的中国缘

虽然今年并没有中国科学家获奖，但今年诺奖获得者中，不少人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学术交流或合作。他们所获诺奖的科学成果中，中国科学家也做出了突出贡献。

例如，今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奥地利科学家安东·蔡林格从1983年起，就一直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机构定期交流与合作，目前还是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zz

此外，蔡林格也是我国量子科学家、中科院院士潘建伟博士期间的导师。1997年时，蔡林格团队首次实现了量子隐形传态的工作，被公认为是量子信息实验研究的“开山之作”，而潘建伟正是这篇文章的主要贡献者之一。

潘建伟从奥地利学成归国后，则继续领导国内团队在量子通信研究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诺奖委员会在介绍本届物理奖研究成果时，特意展示了潘建伟担任首席科学家的中国“墨子号”量子卫星图片，图中显示了中国和欧洲之间的洲际量子通信实验。

▲10月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时，诺贝尔物理学委员会成员索尔斯·汉斯·汉森介绍近年中国“墨子号”量子卫星的研究成果（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近年来，蔡林格与中国科学家的合作愈加频密。其团队以合作形式参与了中国科学院主导的洲际量子通信实验，身为中国科大爱因斯坦讲席教授的蔡林格也曾多次做客科大“大师论坛”及“墨子沙龙”活动。因其为中外合作交流和人才培养事业所作的杰出贡献，他还被授予2020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

今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中，美国化学家巴里·沙普利斯也是中科院外籍院士。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他就受邀来到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开设讲座；2016年，沙普利斯在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建立了独立的实验室。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董佳家研究员，曾在沙普利斯团队中，做了十几年的研究。“他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教我科研的方法以及怎样做人。”董佳家说。

▲董佳家与沙普利斯一同开创了第二代点击化学核心理念，并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德国应用化学》杂志的封面发表了第二代点击化学理念的奠基性论文《六价硫氟交换：点击化学的另一个好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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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中国科学家离诺奖“越来越近”

中国科学家的外国导师频频摘得诺奖，从一个角度说明了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对外科技交流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中国新一代科学家有机会走出国门，获得在世界一流的实验室深造和研究的机会，参与世界前沿的科研课题——我们距离诺奖似乎是越来越近了。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古DNA 实验室主任付巧妹（前排右一）在博士期间，参与了佩博团队突破性的尼安德特人基因组测序工作（图片来源：《科学》）

但我们也应看到：被视为科学界至高荣誉的诺奖往往只授予原始创新的奠基者、开拓者和领衔者。当前，我国很多科研领域虽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取得了很多值得自豪的成就，但基础科学整体薄弱的局面并未有根本改观，真正具备诺奖水平的原创成果少之又少。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离诺奖还有不短的距离。

当然，我们也不必感到气馁。历史上，被授予诺贝尔科学类奖项的科研成果，往往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实践验证。今年诺奖授予的科研成果，也大多都是20年或更久以前做出的成果。

有统计显示，诺贝尔奖设立至今121年，累计900多人获奖。在科学类奖项中，我国本土仅有屠呦呦因发明治疗疟疾的青蒿素而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且相关成果诞生自上世纪70年代，到获得诺奖时已有40年左右。我国在数十年前的科研基础总体来说非常薄弱，没能产生较多诺贝尔奖级别的科研成果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屠呦呦在2015年诺贝尔颁奖典礼上

另外，诺贝尔科学类奖项大多授予基础科学领域的成果，更看重的是“从0到1”的原始创新或发明。而我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根据自身国民经济及民生发展需要，更侧重于容易产生实际价值的应用科学研究，并在航空航天、杂交水稻、5G通信、超级计算机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就。相对而言，我国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存在不少短板，总体上离国际一流水平还有差距（这也是当前我国一些关键性科技领域被频频“卡脖子”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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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科研原始创新，让诺奖级成果“水到渠成”

可喜的是，这种局面正在逐渐发生改变。近些年来，我国在不断加大科技投入的同时，也在持续加大基础科研的投入。《2021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27956.3亿元，从投入规模看，经费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从投入强度看，占GDP比重达到了2.44%，在世界主要国家中排名第13位，超过法国（2.35%）、荷兰（2.29%）等创新型国家。数据还显示，2021年全国基础研究经费1817亿元，比上年增长23.9%，占R&D经费比重为6.50%，达到历史新高。

我国高强度的科研投入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据媒体报道，当前，我国在研究论文总数、研究人员引用次数进入前1％的“顶尖论文”数量、引用次数进入前10％的“受关注论文”篇数三大关键指标方面，全部都已跃居全球首位。

未来，我国仍需要在科研体制改革、科研投入、创造良性科研生态、培育更多科技顶尖人才等方面多下功夫，产出更多、水平更高的具有世界水平的原创性科技成果。当各方面条件成熟时，我国科学家获得诺奖，自然就会“水到渠成”。

（部分资料来源于科技日报、“国盾量子”微信公众号、中国新闻网、中国日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