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年底，我重新翻译的《物种起源》出版发行。与此前国内通行的基于第六版，也就是最后一版《物种起源》的译本不同，我选择了达尔文当年发表的第二版《物种起源》进行翻译。这是因为，只有最初两个版本的《物种起源》，方能体现出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精髓。
　　
　　按照常理，书籍内容的质量会随着一次次修订不断提升，但《物种起源》是一个反例，而且这一点已经成为全世界进化论研究者的共识。甚至可以说，达尔文对这一著作的不断修订，反而成为后人误读其思想的根源。
　　
　　虽然达尔文早在1842年就写好了《物种起源》的提纲，但全书直到1859年11月24日方才正式发表。这是因为，达尔文是一位谦和的绅士，而且在早年科考途中患上了热带寄生虫病，因此他不愿也没有精力卷入与质疑者的论战，同时也担心自己同其他一些学者一样，遭受宗教迫害和酷刑。
　　
　　不出达尔文所料，在《物种起源》第一版发表之后，书中的观点随即受到了来自宗教界的强烈反对，乃至一些持神创论观点的学者的质疑。于是，仅仅6个星期之后，达尔文在1860年1月7日推出了第二个版本。在这一版里，他在正文最后一章（第十四章）的结尾，指出是“造物主”创造了最初的生命，并且在扉页和内文中各有一处引述神学方面的论著，以示自己“尊重上帝创世的宗教情感”。这3处匆忙的修订，恰到好处地反映出当时达尔文内心的挣扎，但又没有破坏全书的结构，这也正是我选择第二版《物种起源》进行翻译的原因。
　　
　　从第三版开始，达尔文针对当时科学界和宗教界对《物种起源》的质疑，不断尝试在新的版本中进行解释。但受制于当年的科研水平，质疑者的言论和达尔文的回应都有很大一部分没有科学依据。而且，这些新增的解释性文字，以及达尔文面对宗教界压力的违心妥协，都使《物种起源》的结构越发凌乱，观点也偏离了自己原先的立场。
　　
　　举例来说，由于达尔文并不知晓孟德尔的遗传学研究，因此对于生物的遗传性状问题，就只能用“共融”来解释，也就是后代的所有外观特征都会是父母双方的平均。但这样的解释既不科学又有违常识，比如说，黑眼珠和蓝眼珠的人结合生下的孩子，双眼的颜色都是非黑即蓝，而不是蓝与黑融合成的灰色。
　　
　　第五版《物种起源》更是导致了达尔文的理论在后来被广泛误读。在这一版本中，达尔文采纳了另一位进化论学者斯宾塞的观点，将“自然选择”简化为“最适者生存”。然而，这一词组削弱了“自然选择”的原本内涵；模棱两可的字面意思，很容易被理解为“生存竞争只能让最强的活下来并（由最强者）消灭弱者”。于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它成了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殖民征服和奴役殖民地原住民的“理论依据”，使发动殖民战争、贩卖人口和屠杀等残暴行为拥有了“科学”的幌子。而在英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内部，“最适者生存”也成为工厂主压迫和虐待工人的借口。
　　
　　随着时间的流逝，对达尔文的误读，诞生了许许多多“负能量”的“理论”。从鼓吹白种人至上的种族优劣论，到早期优生学中主张消灭残障人士、精神病患者和赤贫者的思潮，再到现代中国社会商场、职场中鼓吹的“狼性”、“丛林法则”，都是在对《物种起源》的误读之上发酵而成——尽管这一切绝非达尔文的本意。“自然选择”的核心，是生物对自然界的适应和适当调整，找到彼此间并行不悖的生存之道，而非只保留最强者并消灭其余。加拉帕戈斯群岛和科科斯岛上的14种达尔文雀就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子。它们很可能拥有共同的祖先，却进化出了不同的喙来适应不同的食物。
　　
　　如今，《物种起源》对生物学研究的贡献，已为全世界所公认。不仅如此，得益于现代计算机技术，人们终于可以精确地比对不同版本的《物种起源》，在抽丝剥茧之后正本清源，重新发现达尔文理论的真正精髓。
　　
　　文/苗德岁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