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幻小说诞生于20世纪初，清王朝的统治在那时已经摇摇欲坠。当时的中国学者接触了西方科学技术，对它抱有很大的好奇，并把它看作是把这个国家从贫穷、孱弱和全面落后中拯救出来的唯一希望。当时出版了许多普及和思考科学的著作，包括一些科幻小说。失败的戊戌变法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著名的学者梁启超写过一部名为《新中国未来纪》的科幻小说，其中写到了在上海举办的世界博览会——这个图景直到2010年才成为了现实。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科幻小说成为了普及科学知识的工具，主要创作对象是儿童。大多以技术设想为核心，没有或少有人文主题，人物简单，文学技巧简单甚至单纯。很少有故事在火星轨道之外展开，大多数都发生在离现在不远的时代。在这些作品中，科学技术总是正面力量，科技带来的未来总是一片光明。
　　
　　考察这个时期的科幻小说，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早些年，对政治和革命的热情渗入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空气中似乎都洋溢着共产主义理想的味道。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可能会期待在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中读到各种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描写。但事实上却连一部这样的小说都找不到。
　　
　　到了八十年代，邓小平的改革开始初见成效，西方科幻对中国科幻的影响开始表现出来。中国的科幻作家和批评家们开始争论科幻小说到底应该是姓“文”还是姓“科”，最终以文学派的胜利告终。这场争论对中国科幻未来的发展方向起到了巨大的影响，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科幻小说新浪潮运动在中国迟来的胜利。科幻小说终于摆脱了作为单纯的科普工具的命运，开始能够朝着新的方向发展。
　　
　　从九十年代中期至今，中国科幻小说经历了一次复兴。新作者们和他们的新理念和上个世纪已经没有多少联系，随着中国科幻的多元化发展，它的特质中“中国化”的元素正在淡去。当代中国科幻和世界科幻小说越来越相似。比如在中国科幻作品中可以容易地找到与美国作家写过的风格和主题相类似的东西。
　　
　　值得注意的是，上个世纪中国科幻作品中的科学乐观主义几乎完全消失了。当代科幻反映出的对技术的态度更多是怀疑和忧虑，这些作品展现的未来是昏暗而不确定的。即使光明的未来时有出现，也是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大灾难。
　　
　　《三体》出版的时候，中国科幻小说市场焦虑而消沉。为了吸引圈外的读者，作者们感到自己必须放弃原教旨主义的“科幻核心论”，转为强调这个文类的文学性和现实性。《三体》的一、二卷中体现了一些朝这个方向的努力。第一卷有很大篇幅发生在文革时代，第二卷中的中国未来仍然处于与现在相似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下。同样，在第三卷出版前夕，我的出版商和我本人都没有对它抱太大的希望。
　　
　　我们的想法是：既然第三卷不可能在市场上取得成功，也许最好放弃吸引非科幻迷读者的努力。于是，我写了一部“纯”科幻小说，这部小说我写得甚是畅怀，因为我自认为是个硬科幻爱好者。这样，我写的尽是多维宇宙、二维宇宙、人造黑洞、小型宇宙之类的东西，还把时间线拓展到了宇宙热寂的时刻。
　　
　　然而，令我们大跌眼镜的是，正是完全为科幻爱好者创作的第三卷，使得整部作品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三体》的经验使得科幻作者和评论家们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科幻和中国。他们意识到他们忽略了中国读者思维方式的转变。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速，新一代的读者不再和他们的父辈一样，把视野局限在狭小的现在，而是转向了未来和更宽广的宇宙。中国的现状有点像美国的黄金时代，科学技术展现了一个充满奇迹的未来，巨大的挑战与机遇并存。这是科幻小说发展与繁荣的肥沃土壤。
　　
　　科幻小说是关于可能性的文学。我们所生存的宇宙也是无数个可能性中的一种。对于人类，一些宇宙比另一些更好。而《三体》展现的是可能世界中最坏的一种，是所能想象的最黑暗、最残酷的宇宙图景。
　　
　　文/刘慈欣  科幻作家（英文原载TOR.COM，译者：清水白石，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