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年初在牛津农业会议上发布了《我为以前反对转基因道歉》的演讲后，事情突然变得不可控。我受邀在世界各地做演讲，每天都可以收到20多封邀请信。这件事的积极反应发生在科学界，很多科学家说：“很高兴你把我们私底下一直想说的话告诉了公众”。现在也有很多这个领域内非常资深的科学家加入宣传，力图将转基因的事实告诉大众。
　　
　　但我并不想事情变成这样，因为我真正想要的是科学家们自己出来为他们的工作发言，而不是我成为他们的媒介。然而，因为我之前是激进的反转者，然后突然发出道歉的声音，这非常符合媒体报道的口味。其实当我在道歉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会吸引如此多的注意力。
　　
　　一些以前很亲密的朋友，现在已经不和我讲话了。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不得不为自己的信仰与想法挺身而出。从内心讲，我不想做出这样的牺牲，让我的妻子、我们的社交生活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有人评论说，马克?林纳斯并不是科学家，为什么媒体要如此关注他？是的，我一直支持环保运动，那么支持转基因也是合情合法的，因为生物技术真的很有用，可以保护生物多样性、提高土地效率、减少农药的使用，从而保护环境。这些好处对于环保主义者真的意义重大。所以，我不觉得一定要是科学家才能谈论这些话题。
　　
　　显然，转基因的困局是20世纪科学传播的最大失败。研究转基因的科学家们应该更有组织地传播他们的工作，就像美国科学促进会那样，成为一个科学共同体，占据媒体的报道议程。这可能会导致有些科学家被迫妥协，因为科学界本身对某个议题存在多元化的看法，这也是科学研究的基础所在，但对外宣传的时候还是要有若干比较统一的共识，否则公众会觉得科学家相互之间在无休止地论战，从而无所适从。
　　
　　不可否认，全世界的科学家都觉得很难与公众很好地交流自己的工作。一个值得借鉴的科学传播模式是英国的科学媒介中心，在科学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联系科学家，准备科学证据，迅速为媒体提供科学且精确的信息，从而确保科学传播的有效性和正确性。比如在“塞拉利尼实验报告”发布的几个小时后，英国科学媒介中心就从相关科学家那里获得评论，从而让记者知道这个实验的不可靠性。事实上，塞拉利尼在实验报告发布会前，强迫媒体必须签订保密协议才能拿到实验报告，这是试图操纵媒体，不让记者得到任何关于实验的同行评议。
　　
　　在将来，我想致力于更好地传播科学、更有组织地传播科学，传播生物技术的真相。虽然科学界本身对于这个话题也有诸多看法，科学家并不都完全一样地看待这个问题。但是，大多数科学家对转基因这一议题达成的共识，公众并没有广泛知道，因此，我们有必要为科学家和公众建立联系。
　　
　　对于中国的环保人士，我想说，环保主义的基础和原则应该是基于科学、基于证据，而不是仅仅跟随意识形态，或者盲崇游说活动，或是被网络上不科学的信息误导，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环保运动。我想说，在气候变化、转基因等话题上，你们都要和科学保持一致。你可以有自己的见证，但在这些话题上，不要预设立场，也不能在某个领域支持科学，在另外一个领域反科学，这也是我改变对于转基因看法的原因。
　　
　　有人认为应该支持转基因研究，但对于推动转基因商业化发展应该持谨慎态度，这种言论听起来冠冕堂皇，其实是反对科学发展。如果爱迪生发明电灯泡的时候，决策层也因为可能会电死人而谨慎推广应用，那么现在我们仍生活在黑暗时代！所以将风险（有些甚至毫无科学根据）作为阻碍整个学科领域发展的借口，相当荒唐！这些人一定是打心底害怕发明、害怕创新、害怕技术在人类生活中充当太大的角色。他们肯定认为科学怪人（Frankenstein）真实存在。他们的这种思想深深地影响人们对于科学的看法，也因此这种误导性的观点最易受到推崇。
　　
　　（本文据作者接受《科学新闻》采访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