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科学》杂志主编玛莎?麦克纳特撰文谈到了她在访问中国期间拜会李克强总理的经过。对于和李克强的会见，她感到非常惊讶，“我曾被总统任命为一个掌管10亿美元的美国科学机构领导人，任职四年中，奥巴马总统或拜登副总统从未直接指示我如何帮助他们实现科学愿景，为国家利益服务，更不要说亲自与我面对面讨论科学问题。”而此次会谈也比原定时间多聊了40分钟。

　　根据媒体报道，李克强和麦克纳特谈了科学技术、航天、教育、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问题。“确保中国拥有最优秀最智慧的科学家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是好政策，而且是他个人很关心的。” 麦克纳特认为，此次会见发出了一个强烈信息，表明中国认为科学对其未来的健康发展极为重要。

　　毫无疑问，李克强之所以会见麦克纳特，首先是因为《科学》杂志在科学界的地位。《科学》杂志创办于1880年，1894年成为美国最大的科学团体“美国科学促进会”的官方刊物，是迄今世界上发行量最多的综合性科学周刊。《科学》杂志在中国学术界甚至成了一个标杆，对于职称评价体系都有直接影响。因此，李克强会见《科学》主编的象征意义是明显的。

　　但是，这次会见对于中国的科学界，对于广大的民众来说，具体传递了什么信号，却是值得玩味的——它可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但肯定意味深长。

　　和刚刚改革开放时相比，“科学”一词在中国民众的心中如今更为丰满，也更为复杂。1978年，急于打开国门的邓小平率团访问日本，参观了日产汽车、君津制铁所、松下公司和日本造币局这四家日本支柱企业，在君津制铁所，邓小平看到全自动化的生产线上，许多车间几乎看不到一个工人，深受触动。后来这些画面制作成电视片在国内播放，国人都“开了眼界”。1988年，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管是学界还是普通民众都是一边倒的支持。

　　30多年过去，科教兴国、科技强国不仅被广泛认可，而且已经被实践证实，科学技术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影响到了数亿人日常生活。但是，与过去单纯地对科学“渴求”“崇拜”不同，今天的公众对科学的感情更为复杂，甚至可以说有些迷茫。

　　有相当多的人认为，科学像把“双刃剑”，不仅解决问题，也制造出了很多问题。在今天的中国，环境、空气和水资源的污染，对食品安全的担忧，都被认为与科技的过度发展和利用有关，这种观点不能说完全理性，但并非全无道理。由于“科技”的这种负面形象，很多人开始对科学不信任，甚至出现了排斥心理。

　　另一方面，公众对科学事物的参与方式也在改变。过去，科学更多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宣教、传达和政策落实，而今天，公众对科学的关注范围更广，也更深入，比如会讨论学术论文造假、科研资金分配不合理、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等问题;同时公众已经意识到科学与生活息息相关，会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与科学相关的公共领域的意见，从网上的评论转发，到现实中的“散步”，这些行为都反过来影响到了政府科学政策的制定。

　　联想到今年年初，“重视科普工作和科学精神建设”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那么李克强会见《科学》主编，则不仅仅是笼统的“重视科学”那么简单，它除了进一步明确科学在中国的重要地位，给颇受非议的科学界人士“打气”，更是对今后的科学发展进行新的“定位”。

　　它所传递的信号，应当包括政府部门要不断增强科学意识，以科学理念、方法来管理决策，要进一步加强和公众的科普交流，逐步提升公民的基本科学素养;而对于会见中提到的环境治理等棘手问题，李克强也特别提到了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加大投入，并取得了一些成绩，那么，解决它们的办法并非是要放弃科技，还是要依赖于科技进步，特别是以科技创新来带动产业升级，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