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城市湿地的急剧衰落，让今天的北京市在细颗粒物(PM2.5)浓度激增，并最终形成霾的过程中，少了很多的“缓冲”。

每到秋冬季节，北京城就有中“霾伏”的风险。空气中弥散着浓重的霾，污染指数飙升，不仅令能见度急剧下降，也带来了交通事故隐患和“北京咳”等种种消极影响。为了治理弥散在首都上空的霾，汽车限行、植树造林、工厂搬迁和限制周边企业生产等措施已经持续了数年之久。但在蓝天依旧短暂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该想一想：京城屡中“霾伏”，是否与湿地面积剧减有关?这些年来，我们是否忽略了湿地在治霾方面的价值呢?

▲ 北京延庆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金秋美景醉游人

京城曾经湿地密布

从华北平原上的小聚落，到如今的国际化大都市，北京市的发展有目共睹。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65年间，北京市作为首都，其城市规模急剧扩张，人口增加了10倍以上。但与此同时，诸多“城市病”的隐患也已经埋下。

在历史上，北京市曾经遍布湿地，城市地图上的“海淀区”，就足以说明这片土地上湿地曾经的规模。

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的近郊也曾有大量的湿地。从历史地图上可以发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两座高等学府，以及颐和园，都被水田等湿地所环抱;今天的钓鱼台国宾馆所在地，在当年也曾是湿地。但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和人口的增长，大量建设工程陆续上马，曾经的湿地有相当一部分陆续变为混凝土地面，当地原有的生态系统也消失不见。于是，今天的北京市区范围内，已经鲜有像样的大流量水环境;市中心只剩下北海和中南海等几个连成一线的“海子”(湖泊)，成为“城市核心的水”。

随着北京市用水量的加剧和地下水位的下降，以及城市扩张等因素，包括城市河湖在内的湿地急速消失。到21世纪，此前数十年间的破坏结果，终于让北京市面临生态困境。作为城市“母亲河”的永定河早已干涸，直到最近几年方才得益于生态治理工程而形成了几个半人工的湖泊，彼此间通过一套水泵和输水管线系统相连。

但受制于北京市缺水的现实，市域内的下游河段只能用植树种草代替水体恢复。能够发挥显著生态功能的大规模湿地，基本只存在于城市的远郊区县，比如大兴区的南海子麋鹿苑、顺义区的汉石桥和延庆县的野鸭湖等地;至于市中心，则基本已经被“钢筋水泥的丛林”所占据。

湿地不足让城市缺乏“缓冲”

正是城市湿地的急剧衰落，让今天的北京市在细颗粒物(PM2.5)浓度激增，并最终形成霾的过程中，少了很多的“缓冲”。

不同于此前为环境带来威胁的沙尘，以及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细颗粒物通常由(工业和农业排放的)硫和氮的氧化物转化而成，它形成霾的过程，是一种化学过程。不可否认，树木的光合作用可以将二氧化碳转化成氧气，以减少二氧化碳含量从而净化空气，并缓解温室效应;林地也可以减缓风速，让沙尘沉降下来形成土壤，不再危害空气质量。但对于细颗粒物来说，植树造林并非缓解“霾伏”的首选方案。叶片有茸毛、能分泌汁液或者叶面粗糙的树种，可以吸附一部分细颗粒物;此外，还有一些树种可以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减少细颗粒物形成的可能性。但由于树木的主要“招式”是吸附，那么在细颗粒物浓度很高，或者霾天气持续的情况下，未被吸附的部分仍然足以恶化空气质量。

当然，寄希望于天气就更不可行。我们常在网络上看到诸如“蓝天靠大风吹”一类的“吐槽”，这实际上反映出一个事实，那就是风力已经成了北京市清除这一类污染物的最重要途径。但在无风的天气里，城市空气便经常面临“爆表”的风险。

▲ 汉石桥湿地秋色风光

湿地的优势于是显现出来。被誉为“地球之肾”的湿地，不仅仅是水、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的组合，而且让它们形成了生生不息的生态系统。或者说，湿地对污染物的处理，实际上是物理、化学、生物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如果北京市区和近郊区有较多的湿地，那么一切就会大为不同。在湿地植物的吸附作用之外，湿地作为城市中的低海拔水体，其中的水还会将一部分污染物直接溶解。此后，生活在湿地中的一部分微生物就有可能利用它们，并将之转化为养分，重新输入到湿地生态系统之中。这正如在家中放上一大盆水，不久之后就会让室内的空气清新很多一样，因为这盆水不仅溶解了室内空气中的污染物，而且蒸发出干净的水蒸气。在北京市郊的湿地，我们也会发现类似的现象：虽然湿地上空时常雾气缭绕，动植物也笼罩在浓雾之中，但这里的雾气往往是比较干净的，没有城市中心霾天气里那种“辣嗓子”的感觉。

由于含有的水汽很大，大片的湿地还会“升级”水循环，为周边地区带来更多的降水。想一想为什么在多雨的夏季我们极少中“霾伏”，就会明白湿地的这一重价值。

生态治理勿再走弯路

然而不幸的是，在城市湿地急剧减少的同时，北京市在过去的将近半个世纪时间里，选择了重视植树造林的生态策略。

整个20世纪后半叶，北京市面临的主要生态困局，是历史上采矿和开山炸石、烧制石灰带给西部山区的破坏，以及西北部草原荒漠化之后的风沙威胁。因此，北京人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山体裸露的岩石上开凿出树坑，再从其他地方运来土壤，以客土种植的方式“染绿”了西部曾被破坏的群山，并寄希望于树木的根系能够把岩石转化成土壤。与此同时，很多国家层面的重大生态工程，也都围绕北京市来进行，以期为首都挡住来自西北的风沙。

但事实上，经过大约半个世纪的时光，这些种植在京郊石山上的树木，尽管“染绿”了山体，却没有形成预期中的森林，甚至比起当年的树苗并没有生长多少。这是因为，一棵树能生长的高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它的根系能占有的空间。因此，如果植树者的树坑挖得太小或太浅，没有为树木的根系发育留出足够的空间，就会发生被称为“小老头树”的现象，也就是说，一些树在时隔40至50年后，还保持着当年作为树苗时的高度。现代林业科学的研究表明，如果要在裸露的石山，或者因为开矿、采石导致生态破坏的石灰岩山上以栽树(乔木)进行生态修复，就要使用炸药爆破或其他手段挖掘出直径至少为1.5米的圆坑，或边长至少为1.5米的正方坑，并填入客土。只有这样，树坑才能在夏季降雨来临的时候储存足够的降水，并在高温的天气里不至于完全干涸。栽树的同时，树坑中还要投放保水剂和土壤改良剂，促进水分保持和土壤团粒结构的形成，为树木的成活率提供保障。

但在数十年前，为北京市西部山区进行绿化的工作人员，很可能还没有如此丰富的关于石山造林的经验。或者说，他们为树木营造的生长环境，并不能给它足够的生长空间。既然树苗长不大，营造出森林生态系统，就更是无从谈起。因此，在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之后，这些林地中有相当一部分没能达到预期的生态效果。最终，在2012年春天，北京市调整了造林的工作重点，启动了“平原地区百万亩造林工程”，计划用5年时间在平原地区增加林地100万亩。

2014年已是“平原地区百万亩造林工程”实施的第三个年头，很多村落和耕地被转化为林地，农民成为护林人员，以服务于北京市的生态恢复。尽管这一工程的技术细节还存在若干问题，但它的方向大体是正确的。种植在平原地区的树木拥有更好的土质和养护条件，更有可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森林，并“网聚”其他动植物，形成一套生态系统。

不过，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也已经浮现出来：北京市在市域内平原地带造林的潜力，将在“平原地区百万亩造林工程”完成后，基本被发挥到极限。而近几年愈演愈烈的霾，却已经明白无误地提示我们，仅仅依靠造林这一条路显然是不够的。不可否认，在防风固沙和吸收温室气体方面，森林确实有着相当高的效率。但是如今，“霾伏”已经取代了“下黄沙”(沙尘暴)，成为北京市民心头的“第一恐惧”。在林地效率有限和可造林土地枯竭的情况下，我们想要应对这种新的挑战，就需要把湿地发展为“生力军”。

恢复湿地或为治霾新途

但对于北京市来说，想要把这种新的思路变为现实并不容易。北京市作为首都，集聚了大量的人口，道路和住房用地已经使城市中心变得寸土寸金。人口增长和产业发展需要，使城市的水资源被过度开采，如今已经严重缺水。在治理永定河已经颇为艰难的情况下，大面积恢复湿地自然更是无从谈起。

但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天津市沿海和河北省内的湿地，都可以被放在保护这一区域环境的框架下，得到综合考虑。

相比于北京市，这些相邻省份的水资源相对充裕，因此它们的湿地资源会更容易得到保护，甚至具有扩充面积的可能性。

随着北京市的一部分城市功能分散到周边城市，我们就可以将原本为房地产和其他建筑物占据的土地，重新恢复为林地乃至湿地，使“摊大饼”形成的城市格局，能一点点被绿地所“蚕食”。在京津冀地区的湿地面积显著扩大之后，这片土地上就会有更多的细颗粒物被溶解，最终“溶化”在湿地里。

这场治理北京城“霾伏”的长征，现在看来即将迈出第一步。虽然北京市面临的干旱，以及京津两地共同面临的土壤盐碱化问题，会让恢复城市湿地的道路变得艰难;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京津冀的成功经验，也会为自然条件更好一些的珠三角、长三角这两个城市群，提供上佳的借鉴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