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基地的那天，所有人都以好奇的眼光看着我，就好像一只非洲大猩猩被抓进了动物园。也难怪，走进这里之前，他们从没收留过年龄这么大，学历这么高的网瘾学员。

“我不认为我有网瘾，我只是觉得有点空虚，有点无聊。但我承认，我很喜欢网络游戏，只要一开始玩，我可以不吃饭，不出门，放下手头所有的事情玩上几个月。

“对我来说，网络是一个可爱的虚拟世界，它浩瀚无边，充满诱惑，我可以不跟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交流，只要面对网络，就能感到乐趣无穷。在美国大学的实验室里，我每过一两个小时就浏览一下网页，看看有没有新的消息。我在游戏里挥霍时间，寻找现实不能给我的兴奋。当我筋疲力尽地从网络世界走出来时，就什么也做不了了。我的青春时光被浪费，工作和学习进程被耽搁，我和家人的隔阂越来越深，我和现实世界的距离也越来越远。

“我无法让自己从这样的生活里走出来，去融入真实的生活。我想自杀，我甚至做了准备。也许就因为这样，家里人才决定把我送进中国青少年心理成长基地。”

这位33岁美国著名大学博士郭晓明，曾是中国青少年心理成长基地主任陶然收治的一位非常典型的高学历“网瘾学员”。以上是他康复后写的一段回忆录。如今，他的心结已被打开，正在追寻崭新的人生。

▲中国青少年心理成长基地主任陶然跟游戏成瘾较劲了15年（ 摄影/张星海）

像郭晓明这样因“游戏成瘾”引起的亲子纠纷的事件中，人们往往将焦点对准游戏本身，而忽略了对每个人沉迷游戏起因的挖掘，以及对“游戏成瘾”解决方案的探寻。

北京军区总医院（后更名为北京陆军总医院）医学成瘾科原主任、现任中国青少年心理成长基地主任陶然就是一位跟“成瘾”较劲了15年，在争议中前行的探寻者之一。他至今收治了8000多位“网络或游戏成瘾的”未成年人，有人骂他是“疯子”“黑监狱长”，因为他将游戏成瘾定性成一种病，并在封闭大院里像集中营一样培训和教化“网瘾学员”。

中国标准成为国际标准

对世卫组织新规的期盼，陶然用“呼吁已久”来形容，因为早在十年前，陶然和他的团队就曾因此备受非议。

2003年身为医生的陶然开始对网络成瘾是不是疾病发生了兴趣。

2005年陶然开始全面投入网瘾研究，收治了200多个沉迷网络的孩子。通过临床实践，他慢慢发觉，游戏成瘾肯定是一个单独的疾病。

2006年，伴随网络高速发展至今，青少年上网成瘾问题越发严重，北京军区总医院（后更名为北京陆军总医院）成瘾医学中心得到共青团中央等九部委的大力支持，授牌成立中国青少年心理成长中心，全力救助沉溺网络的青少年。

2008年，陶然在国内首次制定了《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在此标准中，网瘾被纳入精神疾病治疗范畴。这9条标准通过了国内专家论证，并在部队医疗系统中推广。

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质疑，陶然只得谋求国外学术界的认可。但对于他这套理论，不仅国内专家不买账，国外同行也不认可。国外专家不相信，陶然所在的基地已经收治了这么多真实的网瘾案例，并觉得游戏成瘾不至于有这么大的危害。2009年，国际同行来到基地考察调研，驻扎了7天，看到在这里接受治疗的孩子们暴力、狂躁的状态，以及家长们真实的哭诉，他们相信了。走之前，这些国际同仁把陶然团队的研究报告弄了一麻袋空运寄走。

2013年，美国的精神病学会最终将陶然参与编制的《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纳入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编著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以下简称DSM-5)，从而成为国际标准。由于DSM-5在学术界认可度很高，陶然认为自己很幸运，抓住了“圣经”的尾巴。在DSM-5的基础上，世界卫生组织也开始推动相关标准的制定，在其最新发布的第11版《国际疾病分类》(ICD-11)里将游戏成瘾列为精神疾病。

▲一名20岁的大专生网络游戏成瘾，该男生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后更名为北京陆军总医院）医护人员们无微不至的照料下，渐渐摆脱网瘾的困扰。

世卫宣布新规后也面临大量质疑

即使是在WHO宣布将把游戏成瘾列为精神障碍之后，来自医学界、游戏界的大量质疑乃至反对声音依然没有平息。国外24位不同背景的学者曾在第一时间联名发表文章表达了相关意见。他们的意见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对这一诊断科学性的担忧，二是对社会影响的担忧。

有专家认为，在确定一个精神疾病临床诊断标准时，要考察两个重要指标：效度和信度。效度指的是准确性和有用性，要求用了诊断标准，能有效区分出异常和正常。信度指的是可靠性，要求不同的人用同一个诊断标准能够做出同样的诊断。

低效度的诊断标准会混淆异常和正常，过于宽泛的诊断标准可能会造成假阳性，也就是说把正常的个体诊断为精神障碍。好的效度和信度需要大规模的临床试验和长时间的随访。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游戏成瘾的诊断缺乏足够的临床数据支持，可能存在泛化诊断的问题。

有人认为，游戏容易让人沉迷，应该想办法进行控制;也有人担忧，每天都玩游戏的玩家会不会被界定为精神疾病患者?游戏行业在未来会不会受到限制?一些心理健康方面的专业人士则认为这更多地应该从道德关怀层面着手解决，而不应该将之视作科学问题。

与此同时，也不断有声音传出，一旦将“游瘾入医”后，是不是都要接受相应的医学治疗才能戒除网瘾呢?医学诊断及遵医嘱治疗，又会产生什么负作用吗?例如，一度流行的所谓“电击疗法”治疗网瘾，事实证明其安全性、有效性都存在问题。2009年11月，原国家卫生部《未成年人健康上网指导》明确提出严禁用体罚等方式“治疗”网络使用不当者，严格禁止限制人身自由的干预方法。

对此，在今年3月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中，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代办施南指出，“随着技术革命性的发展，电子设备的使用在全球范围内突飞猛进，研究机构和公共卫生机构正在奋力跟进。随着游戏障碍的宣布，世卫组织只解决了拼图中的一块，但仍有大量工作需要齐心协力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