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记者 慈玉鹏

全国科学大会是一个新起点

——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自远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时候，我正在准备执行一项任务——我国的第二次地下核试验。我是学地质出身，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国科技大学核物理系进修过，1963年国防科工委让我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组织一个团队，负责我国地下核试验的选场、爆炸过程模拟、防止大气污染特别是地下水的污染等地质效应综合研究。

我原来是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由于承担了这项任务， 1966年初，我们从北京搬迁到贵州省贵阳市，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1969年圆满完成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的任务，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和贵州省科学大会奖。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我不在北京，正在现场紧张工作。我是通过广播了解的情况。科学大会传出了几个信息，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

给我感受最深刻的一句话是邓小平讲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在建国初期，科技工作者总是怀揣着愿望和激情，想为国家的强盛而奋斗。但是“文革”十年，我们效力无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恢复了科学技术真正的历史作用，国家重新对科技重视起来。我当时就感觉到，所有的思想束缚都迎刃而解了。

还有在邓小平讲话中提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难以想象的，因为“文革”期间，许多知识分子被批判，当时批判我是修正主义的苗子，为什么呢?只是因为科学院曾选出4个人来特殊培养，我是其中一个。现在将知识分子归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提高了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不再是“臭老九”，是一次政治上的解放。

更让作为科研工作者的我感到意外的是邓小平同志讲，他要做科技工作者的后勤部长，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和激励。在当时，我真的感觉到科学的春天来了，一定要好好施展自己的能力，为国家的强盛而奋斗。

就在全国科学大会之后，1978年5月，美国总统卡特派他的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访问中国。他送给中国中央政府和国家领导人两件礼品，其中一件是美国人在月亮上采回来的石头。当时接受这个礼品的是华国锋主席。华国锋主席就问——哪位科学家能研究一下这块石头是不是月亮上的石头，中国科学院说我们有一位专家，可能能做这个事儿，因为他一直在研究地球以外的物质。就这样，要我们到中办取回这块月球样品。样品在清洁的手套箱取出来，只有1克重，我们团组只用了0.5克样品，对这块岩石的矿物成分、化学组成、微量元素、结构构造、形成年龄、历史演变和产状环境等做了全面分析、测试和解剖，发表了14篇研究论文，确证是阿波罗-17的月球样品。月球样品的分析与研究，是全面分析研究月球岩石的一次尝试。

为什么说我一直在研究天上的事情呢?因为在1957年，苏联发射了人类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宣布了人类空间时代的到来。那个时候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刚刚成立不久，没有科学队伍与技术能力来做这个事情。但是，我意识到中国一定会走上这条路，我们需要做一些准备，使进入空间时代的道路更顺畅。于是，从1958年起，只要有空，我就投入到陨石、月球和行星探测的研究中来。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是一个新起点。紧接着，中国又提出了科教兴国，把科技工作和教育工作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1993年，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从事地外物质、月球与行星科学研究已经有35年，培养了一支月球与行星探测与研究的年轻队伍。我向国家提出中国已经具备了科学、技术、经济和人才队伍的建议，可以开展中国的月球和行星探测，相继进行了开展此项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中国首次月球探测的科学目标与载荷配置等研究。历时10年的论证，2003年，国务院终于批准了中国首次月球探测的方案与设计。

其实，中国一步一步走来，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解放思想，调动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是一个很好的基础，我也是在这个洪流中才得以做了一些工作。正是因为科学春天的到来，才能够开展中国的月球探测和太阳系探测，为建设科技强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科学大会使我感到了重生

——中国科学院院士匡廷云

1958年，我作为国家公派留苏研究生，到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1962年，我完成了学业，回到了祖国，当时是27岁。回国后，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工作。1978年，当听到要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消息，我非常激动，第一个感觉是国家又重视科学了，一定对科学研究有新的方针和政策。科学又有希望了。

在大会召开期间，我是通过广播和报纸来了解大会的。当时，关于大会的新闻广播，每一个字我都听得很认真。在会上，邓小平讲到科技是生产力。中国科学院首届院长——郭沫若，在闭幕式上发表了《科学的春天》讲话，他说道，“我祝愿中年一代的科学工作者奋发图强，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你们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坚，任重而道远。”“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速度，时间就是力量。趁你们年富力强的时候，为人民做出更多的贡献!”“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这次的大会，作为知识分子的我感到了重生，觉得国家终于又开始重视科学了。我记得，会后研究所组织了讨论学习会，大家都很欢喜鼓舞，因为终于能做事情了。

大会之后，国家再次打开了国门，允许科研人员与国际同行交流合作。1980年，我接受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与美国能源部合办的植物实验室邀请去合作研究。因为科研停滞了10年，我当时根本不清楚国外的研究情况。正是因为科学的春天来了，我才有机会再次走出国门，开展自己所从事研究领域的世界前沿领域研究，并取得了重要成果。为回国的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继后，随着国家科技政策的发展，各种科技研究计划相继出台。在这期间，我组织多学科交叉的团队争取到国家重大基金、973等重大项目，开展光合作用研究，取得了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成果。这都是与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息息相关的。

如果说，我没能够在全国科学大会之后，到美国开展合作，那么是很难一下子在国际前沿的水平上开展研究。可以说，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的历史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它改变了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的地位与命运。40年来，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中国在不少的重要科技领域里，都进入了世界的先进行列。在科学前沿的某些领域里，我国已经从跟跑，到并行，再到领跑。可以说，1978年的科学大会是一个起点。如今，我们科技工作者应该更加奋发图强、不忘初心，为我们国家更快地进入创新型国家的先进行列，为百年科技强国战略做出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