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记者 刘汝佳

　　近日，《北京技术创新行动计划(2014-2017年)》“重大疾病科技攻关与管理”专项系列成果发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等科研单位联合研究显示，北京同性男男传播艾滋病或可占艾滋病传播的80%-90%。

　　同性恋(又称“同志”),它并不等于艾滋病，但是，同性恋却与艾滋病密切相关。这种密切相关体现为，同性恋人群一直是艾滋病的薄弱防区，相当于这一领域的盲区。

　　北京八成艾滋病由男-男同性引起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主任吴昊教授介绍，性传播是艾滋病传播的首要途径，占95.3%。就北京来说，2013年，男-男同性性接触者传播占73.5%，2014年底统计显示这一比例上升到82%，今年的数字还没出来，但应在80%~90%之间，男男艾滋传播呈上升趋势，北京市艾滋病防控面临着严峻挑战。

　　但全国范围内，男-男传播艾滋比例约在20%，北京的特点非常明显。那么为什么北京会成为男-男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的“领头羊”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表示，男-男性行为者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已经成为艾滋病传播的“重要角色”。这可能因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社会开放度更高，由于社会宽容度的提升，公众对同性恋的看法已经趋于理性。由原来的不理解、歧视，逐渐变为不表态或默许。

　　有的情况是，一些男-男同性恋并不是北京、上海等本地人，在自己的家乡思想比较保守，整天都要面对歧视的目光与辱骂的言辞，他们便选择“投奔”大城市，这样也方便寻找自己的“另一半”。这就成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同性恋群体更庞大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然而，很多认为自己已然踏足“乐土”的男-男同性恋者并没意识到，巨大的风险也正在步步紧逼。

男性更换同性伴侣频率大，且很多男性认为不需要使用安全套“以防万一”，这也减少了对HIV病毒的阻断机会

　　男-男也能传播艾滋病?

　　众所周知，艾滋病病毒(HIV)的传播有性传播、母婴传播、血液传播三大途径，目前全球范围内的HIV病毒传播都以性传播为主要传播途径。

　　实际上，艾滋病首先于1981年6月5日在美国洛杉矶5名男-男同性恋者身上发现。此后又发现，男-男同性恋者之间艾滋病传染的几率不低于艾滋病的其他几种传播方式，即异性性行为、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等。同时，男-男同性恋传播艾滋病的几率也远大于女-女同性恋。究其原因，有两大类。一是行为方式的原因，二是生物医学原因。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2008年的统计，全球大约70%～80%的HIV感染者是通过性接触感染上的。发生一次无保护性交，在男性同性恋中传染HIV的概率约为0.5%～3%;而在异性性接触中，男传女的概率是0.1%～0.2%，女传男的概率是0.03%～0.1%。

　　北京佑安医院著名艾滋病医生张可介绍，在接诊的艾滋病患者中，男-男同性恋已占新增感染病人的80%以上。“出于社会压力，多数男男同性恋者为了掩饰自己的性取向，都维持着表面上的异性关系或传统婚姻，但同时亦进行着同性性行为。多性伴的特点，很容易让病毒在男-男性行为者，以及其女性配偶间传播，进而向其他人群扩散。”张可说。1989年，我国发现的第一例经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中国人，就是有多个同性性伴的男子。“这是非常危险的，新‘雷区’的出现表明我国艾滋病传播已经‘步入正轨’。国外经验表明，艾滋病向健康人群传播，就是从男-男同性性传播开始的。”

　　张可介绍，男-男同性恋的性接触方式多为肛门性交和口交。由于男-男性行为的润滑效果差，导致这二者分别容易造成直肠黏膜和口腔黏膜充血的轻度损伤，此时，精液中的艾滋病病毒很可能通过破损黏膜进入血液循环或淋巴系统，感染几率很大。

　　精液是由精子、蛋白质、免疫细胞和精浆等构成的。如果一名男性已经感染HIV或是艾滋病患者，其精液中的精子、精浆和免疫细胞中都可能会有HIV。而由于大多数通过性行为染上HIV的女性是暴露于男性的精液而感染的，艾滋病病毒通过破损黏膜进入血液循环或淋巴系统便会增加感染的几率。

　　另外，男性更换同性伴侣频率大，且很多男性认为不需要使用安全套“以防万一”，这也减少了对HIV的阻断机会。

皮肤性病防治中心的专家正在为艾滋病感染者提供面对面的免费咨询

　　防控男-男性传播HIV难点多

　　据《中国新闻周刊》的调查显示，在男-男同性恋者发生性关系时，每次都采取安全措施的“同志”不到40%。当然，在一些同志场所，这还是保守数字。

　　我国现行艾滋病防治的政策模式，对男-男同性恋者来说，简直就是“盲区”。“现行政策主要是应对静脉注射吸毒者、商业性服务工作者这两个艾滋病高危人群，而对于有明显上升趋势的男-男性行为人群，效果十分微弱。这部分人群活动的隐蔽性很强，卫生部门的疾病控制人员对他们缺乏基本的了解。

　　杨团介绍，在实际工作中，许多干预措施过于简单化。以艾滋病知识宣传为例，如果简单采用类似对普通人群的宣教方式，在男-男性行为人群中大张旗鼓地宣传如何预防艾滋病，势必会给他们贴上“同性恋”和“艾滋病”的双重标签。一旦激发逆反情绪，效果几乎为零。

　　另外，男-男性行为人群与静脉注射吸毒者和商业性服务工作者不同，其行为并未违法。因此，如果沿用既有模式，依靠行政系统的强大力量，根本无法触及到这一人群，更无法通过强制性的措施和手段来开展工作。“因此面对这部分人，不能遵循‘以政府部门作为实施主体’的传统干预模式。寻找更加有效的途径，成为首要难题与挑战。”杨团说。

　　目前，针对男-男同性恋人群的艾滋病预防工作，最主要的渠道就是开展高危性行为干预，通过发展该群体中的“防艾志愿者”，让这部分人首先意识到艾滋病对自己和同伴的威胁，再通过“同伴教育”的宣传方式，督促男-男同性恋者坚持使用保险措施。

　　但是，这种方式是否有效呢?张可认为，探索的收效尚待时间检验。截至目前，国外也没有成功的模式可以借鉴。美国新闻基金会主席鲍尔斯曾经说，记者比医生重要，媒体传播一个HIV感染者的真实故事，起到的教育效果要比报道HIV防治进展大得多。未来，这亦可以成为中国预防艾滋病工作的参考方式之一。

　　“同志”≠艾滋病

　　值得重视的是，并不是说男-男同性性行为更容易传播艾滋病病毒我们就应该歧视、远离甚至排斥男性同性恋者以及女性同性恋者。

　　2001年4月修订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将同性恋从精神病名单中删除，实现了同性恋非病理化。

　　2012年，我国卫生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GB 18467-2011)正式实施，中国卫生部解除了一项14年的禁令：不接受女同性恋者捐献血液。虽然“男同”依旧没有被“释放”，却也值得期待。据悉，美国已计划解禁男同性恋者献血，而英国政府则决定从2012年11月起解除同性恋和双性恋男子终身不得献血的禁令，这也意味着，社会承认“同志”≠艾滋病或者其他疾病。

　　一旦对“男同”献血禁令发生解禁，可能意味着男同性恋者进一步被社会接受，但在中国，社会可能需要一个漫长的接受过程。同样，如何仔细“对待”他们的血液也需要新的技术支持，例如降低收集窗口期感染HIV血液的概率，当然这对任何人群献血都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近年来在年轻人群里掀起一波“耽美”(男同)文化潮流，动漫、书籍等涉及面非常丰富，很多年轻人充满了好奇心都在关注，也为整个社会减少对同性恋者的偏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当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接受同性恋群体的行为同样重要，如果不是真正的性心理需求，仅因为好奇心作祟而去进行一些不安全的尝试，那就得不偿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