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8月份，江西贩肾案件经媒体报道之后引发广泛的关注，该贩肾团伙通过网络招揽卖肾者，圈养40人摘肾23个，以海鲜名义空运。卖肾者多为20岁到30岁出头年轻男性。那么，人在“卖掉”一个肾脏之后，仅存的一个肾脏能否“跑的转”?肾脏对人体有多重要?为什么卖肾的黑市如此火爆?这些问题，需要细细道来……

　　肾脏就像一个“血筛子”

　　肾脏是人体中重要的调节器官，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排尿。据专家分析，尿液中有许多有机成分，比如尿素袋、肌酐等，肾脏排尿就是把这些毒素排出，从而达到维护酸碱平衡、调节电解质的效果。人们通常也把肾脏这种保留营养物质、排出毒素的作用形象地称作“血筛子”。

　　▲人一旦得了肾病，肾脏就不能很好地起到排毒的作用，会使有害物质遗留在体内，引起多种病症

　　与此同时，肾脏还有内分泌的功能。专家分析，肾脏分泌的红细胞生成素能加速血红蛋白和红细胞的生成，从而对骨髓的造血系统有着很大的影响。所以，贫血的程度与肾衰程度有关，这也就是肾性贫血的原因。此外，肾脏还能分泌肾素等其他物质，对人的血压也有着直接的影响。肾脏的这些功能保证了机体内环境的稳定，使新陈代谢得以正常进行。

　　两个肾脏像对称的扁豆一样分布在人体的两侧，位置在后脊柱两旁的浅窝中。它们同时为人体服务，并且可以相互代替，当一侧的肾出现问题时，另一侧的肾就会代偿工作。所以，人体在只有一个肾工作的情况下，并不会对正常生活和身体健康造成太大影响，另一侧的肾在代偿工作中还会有所增大，以确保肾功能。但在面临极端情况时(如摄入过量的肾毒性药物或其他物质)，一个肾的工作负荷会很大，更容易肾衰，健康风险就会随之增加。

　　肾衰竭导致的肾脏缺口

　　当人患有终末期肾功能衰竭，俗称为尿毒症，这时患者只能有两种选择。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科主任医师刘航说：治疗尿毒症的方法，一种是透析治疗，也就是人工肾;另一种是肾脏移植，这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

　　肾透析是依靠仪器进行血液体外循环，刘航解释说：“所谓血液体外循环，也就是通过机器把血液引流到体外，将血液中的有毒成分过滤之后，再回输到体内的过程。”

　　刘航认为，利用透析的治疗效果只是暂时的，在病人接受治疗的过程中，根据病情需要，每周要做不等次数的肾透析。在肾源紧缺的条件下，肾透析几乎是唯一能够保证病人身体正常运转的医疗手段。

　　记者在武警总医院采访到患者张先生，他今年40岁，在一周前刚做完换肾手术，现在还在医院里观察病情。这个肾源他等待了近3年，在这不到3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是通过透析来维持着肾脏功能。据刘航介绍，像张先生这样患有终末期肾病患者，在中国的数量达百万人之多，但能够做换肾手术的只有四五千例。

　　▲肾脏移植是治疗尿毒症的最佳选择，统计显示，进行肾脏移植手术的患者，大约50%可以存活十年以上。但器官配对的成功率较低，肾源较少，大量的患者因为缺少合适的肾源而不得不做透析

　　目前，中国肾移植技术已经相当成熟。据刘航介绍，判断肾移植手术是否成功，是按年限存活率来计算的，据统计数据显示，1年存活率在98%左右，5年存活率在80%左右，10年存活率在50%左右。并且，随着科学的进步和药物的完善，存活率还有提升的空间。

　　除了存活率以外，医学界还统计了“半寿期”，即多少年后还有一半患者能存活。据美国统计数据显示，黑色人种为8年;白色人种为12年;而当地华裔为18年。中国虽然没有类似统计，但可以推测，中国人的肾移植半寿期约为10年。北京军区总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陈永兵也认为，“一般肾移植后，10年后就会慢慢失去功能。”

　　“脑死亡”不立，器官捐赠受阻

　　1959年，法国学者P.Mollaret和M.Goulon在第23届国际神经学会上首次提出“昏迷过度”的概念，同时报告了存在这种病理状态的23个病例，并开始使用“脑死亡”一词。从1966年开始，法国即确定了“脑死亡”为死亡标志。

　　在“脑死亡”概念提出40余年后，中国仍没有针对“脑死亡”的立法。卫生部于2009年通过了脑死亡相关标准和器官捐献的技术规范，通过多年临床实践，2011年进一步把标准分为三类，即脑死亡的器官捐献(DBD)、心脏死亡的器官捐献(DCD)，以及在脑死亡基础上的心脏死亡的器官捐献(DBCD)。在实践中，这三类情况都有，但是纯粹脑死亡的器官捐献非常少，脑死亡的立法仍然需要积极推动。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器官捐献工作。根据国外统计，一个人濒死前最后一段时间花费的医疗费用能占到一生的80%，其中有一部分是脑死亡的，即从生物学上已经死亡，没有任何挽救的机会，但受制于传统观点影响，医生不得不去做抢救措施，浪费了大量医疗资源，也制约了器官捐献。

　　对此，刘航认为，现在医院的肾源获取一般有三种途径，分别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亲体供肾和其它来源。器官获取后，在肾源配型成功的情况下，获得患者及家属的同意，即可进行肾移植手术，目前我国逐步转以DCD的情况为主要来源;而亲体供肾则是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体器官捐献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中获得肾源。无论是哪种方式，肾源与肾患者的比例都是绝对不对等的，这也就为肾衰竭患者在无形中增加了一层障碍。

　　对于亲体移植来说，陈永兵说，如何让供体受到最少的伤害，同时让受体能够更好地活着，这是需要在医学上需要考虑的问题。对于有些受体，在预期上或许就不会活得太久，活着生活质量也不高，在这种情况下，就要考虑亲体移植是否可行。

　　北京军区总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陈永兵认为，“脑死亡”虽然目前在中国没有立法，但从医学角度来说，“脑死亡”器官捐献相比其他捐献器官质量相对要好些，如果国家能够放开，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缓解器官供受严重失调的局面。

　　器官移植的伦理困境

　　器官移植的伦理问题，往往是因为受到人们的传统观念影响。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陈新国认为：中国人因为受到传统观念影响，认为最不好的死法，就是死无全尸，所以都不愿捐献。在此，陈新国呼吁人们要解放思想，尽量能参与捐赠，毕竟中国有那么多需要做器官移植的人。

　　对亲体捐献方面，陈新国主任发现一个现象，老人捐给子女的多，女人捐给男人的多。

　　陈新国主任说，亲体捐献都是自愿无偿捐赠，供体(捐出器官的一方)之后的生活质量可能会下降，但当受体(接受器官的一方)手术后并没有存活多久，或生活质量不好，其实，这种捐献对于供体来说，是有些不公平的。

　　目前，国际上对中国器官移植非议较多的是死刑犯的器官捐献问题。陈永兵医师认为，死刑犯捐献器官和普通人一样，都会在死前签署捐献协议，死刑犯自身也有自愿捐献器官的权利。据陈永兵观察，即便是十恶不赦的死刑犯，在临死之前也会有一丝善念，大多数死刑犯都希望通过器官捐赠这种方式，一是对受害者做一些精神上的补偿，二是希望自己死后不要堕入地狱。所以，这种自愿捐献的意愿是真实的。

　　陈永兵认为，对待这件事情，国际上有很大的反对声，这与西方社会的哲学基础有关。西方哲学强调自我，讲究人权，而中国自古以来讲究利他，强调每个人都是为亲人和朋友而活着。因此，在两种不同的哲学背景下，对待器官移植也有不同的观点。

　　陈永兵说，中国现在有这么多患者需要器官移植，而能够捐献又不让捐献，那么对那一些需求的人来说，也是不道德的。

　　异种移植或是未来方向

　　目前在医学上经常会采取异种移植，为摆脱供体严重不足而努力。所谓异种移植，是指将一个物种的组织移植到另一个物种体内，如从猪到人。它与同种移植不同的是，异种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从而使得这种移植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未来的器官移植的发展方向，我个人认为是异种移植。”陈永兵说，“目前，临床实验已经在用猪肝移植到狒狒身上，对于人体移植来说，未来最可能应用于临床的是猪肝，因为猪肝与人肝的构造是非常相似的，当然这也存在一些问题。”

　　陈永兵认为，异种移植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动物原性疾病，如果一旦这些疾病进入人体发生变异，或许就会发生更大的“悲剧”;二是伦理问题，当移植一个猪肝到人体上，可能看不出来，但当移植一个猪头到人体上，那怎么界定原来那个“人”，到底是猪，还是人;三是排斥反应，人体内负责组织排斥的免役系统，将很容易识别出外来组织并强烈排斥它。

　　据介绍，按照排斥反应的形态变化及发病机制，可分为超急性排斥反应，急性排斥反应和慢性排斥反应。陈永兵表示，超急性排斥反应是发生在移植后的几分钟或几小时，移植器官迅速转变为暗红色，并伴有出血坏死，这一般是因为供体与受体的血型不符;急性排斥反应较常见，多发生在数天到数周之内，经激素等免疫治疗后，大部分可治愈。慢性排斥反应常是反复急性排斥反应的积累，平时需要加强器官自身维护，目前来说没有教好的治疗方法。

　　刘航认为，之所以会产生排异反应是因为人体本身有自我保护的能力，排异反应实质上就是人体自我免疫的过程。不仅肾脏移植会产生排异，肝脏移植、心脏移植等器官移植手术都会产生排异。

　　“当排异发生时，通常表现为尿少、肌酐升高、发热、肾区疼痛、高血压等，医生会为患者提供药物来抑制排异。”刘航说，“但由于每个人的体制不同，排异的程度也不同，如果出现超级排异又不可抑制，就只能宣告肾移植失败。不过，排异现象虽然不可避免，但在手术进行前会将排异风险降到最低。”

　　在器官移植技术领域，陈新国认为，排斥反应已经不是主要问题，现在的技术条件基本可以解决。